中新網1月28日電 香港《文匯報》1月26日發表鳳凰衛視評論員邱震海撰寫的題為《默克爾對華態度緩和的背后》的文章說，德國總理默克爾對華緩和乃大勢所趨。但從另一方面看，由于中國崛起給歐洲帶來的疑慮，中歐關系面臨動蕩也是一個無可回避的趨勢。一切均視中歐雙方如何判定和把握。對于中國來說，要加強國際公關，用歐洲人聽得懂的方式溝通，而并不是各說各話。

　　文章摘錄如下：

　　　中國外長楊潔篪二十二日赴德國柏林出席伊朗核問題六國外長會議，并在會議期間與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舉行雙邊會晤。稍早之前，據“德國之聲”報道，德國好幾個大媒體從各個角度破解了一個口令：德中關系開始解凍；而這是施泰因邁爾外長兩個月秘密外交的結果。默克爾知道有這么回事，卻不了解細節。同時，新華社報道，德國再次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這是德國媒體周末都沒有提到的)。這么多角度同時發出聲音，為中德關系近年來所罕見的。

　　兩大壓力導致“鐵娘子”改變態度

　　　筆者之前曾有評論，導致默克爾對華態度緩和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其“大聯合政府”內部的力量博弈結果，來自執政伙伴社民黨的批評日益激烈；二是來自德國企業界的壓力與日俱增。其實，早在去年十二月二日，默克爾在接受“德國之聲”廣播電臺采訪時稱，德國有興趣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系。她同時表示，要在價值觀外交與經濟外交之間尋求很好的結合。默克爾的此番講話語調明顯比以往溫和，有人因此分析認為，默克爾對華態度發生轉變的時候到了。但當時筆者認為，現在研判“默克爾對華態度緩和”還為時過早。即便到現在，筆者還是認為，由于上述兩大壓力，默克爾對華緩和乃大勢所趨；但從另一方面看，由于中國崛起給歐洲帶來的疑慮，中歐關系面臨動蕩也是一個無可回避的趨勢。一切均視中歐雙方如何判定和把握。

　　態度緩和只是策略之舉

　　　價值觀外交與經濟外交一直是德國外交的兩塊基石，德國也一直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只是不同領導人的側重點不同、方式不一。科爾時期只是在訪華時交上一份人權名單，而施羅德則強調對華人權對話，試圖通過對話的方式影響中國，這些都是德國的價值觀外交，以緩和沖突的方式謀求在華的經濟利益。

　　　默克爾卻以一種對抗性的姿態出現，這直接導致德國經濟界的強烈反彈，加之法國總統薩科齊此次中國之旅獲得巨額的訂單，讓德國經濟界終于坐不住了。默克爾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說的話，正是出于經濟界的壓力而做出的一種緩和。但默克爾同時也再次為會見達賴辯護，強調“她有權決定在什么地點會見什么人”。

　　　至于默克爾是否要在價值觀外交和經濟外交之間尋找“第三條道路”，當前她還是在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外交，只是沒有開始時那么“初生牛犢不怕虎”了。就其個人理念來說，她不可能退步，緩和只是策略之舉。

　　中國應正確研判歐美之不同

　　　默克爾對華態度的形成，不能忽視的一個背景是歐美之間對于中國崛起的協調。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和歐洲的感受以及評估是不一樣的。中國崛起與美國會生成本質上的“沖突”，盡管這種沖突并不一定會以軍事方式表現出來，而中歐之間則不會生成這樣的沖突。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評判是考慮到未來幾十年是否會挑戰自己的全球地位，而歐洲則不同，歐洲超級大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二戰以后的歐洲，在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國際影響力上，都不是一流的，但它的和平是永恒的，自由民主是永恒的。歐洲是以二流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挽回永恒和平，這是經過千年烽火后生成的智慧。

　　　對于歐洲大多數老百姓以及政治家來說，他們看待中國更多的是就事論事，比如中國的能源、中國的產品、中國的勞動力等等。他們看到了中國崛起帶來的“威脅”，由此生成的沖突是“人性的自然的沖突”，而不能定性為敵意，如果定義為敵意的話，就會造成戰略上的誤判。

　　化解關鍵在于中歐交互

　　　值得注意的是，默克爾這樣的歐洲領導人并不是主流。歐洲大部分政治家都不同意默克爾的做法，對她會見達賴，批評的聲音尤其多。

　　　當然，默克爾對華態度也有一定的民意基礎，并且現在從表面看來，歐洲對華政策有“默克爾化”的趨勢，如何化解關鍵就取決于中歐之間的交互。對于中國來說，要加強國際公關，用歐洲人聽得懂的方式溝通，而并不是各說各話。現在由民間學術機構發動的“中歐論壇”就是一種很好的溝通途徑，雙方努力從中歐兩種古老文明的高度來思考中歐關系，探討中國崛起究竟會給歐洲帶來什么樣的沖突，這樣的民間對話很有效果。另外，中國要加強對歐洲媒體的公關工作，歐洲的媒體經常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因此，讓它們更加了解中國就顯得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