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0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題為《夕陽中的布什政府中東政策》的文章說，不管人們贊同與否，布什政府七年多來的國際政策，確實在穆斯林(回教)世界和中東地區導致了巨大變化，超過了歷屆美國政府。只是這些變化并非符合華盛頓的初衷而已。

　　文章摘錄如下：

　　隨著民主黨總統初選塵埃基本落定，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兩黨對決，而布什政府不可避免地步入夕陽階段。　　

　　《華盛頓郵報》曾經指出，再是奧巴馬高舉“變革”大旗，加上美國選民對布什政府內外政策的普遍失望，兩大黨至今還是大致維持了“爸爸黨”和“媽媽黨”的傳統角色：國防外交仍然是共和黨的強牌，而經濟民生則是民主黨的主要得分點。

　　在奧巴馬和麥凱恩目前民調結果不分軒輊的情況下，若干美國論客開始談論可能的“10月份意外事件”。這樣的“偶然”一旦發生，完全可能成為總統大選的決定性因素。

　　可能的“10月份意外”包括新的恐怖襲擊、捕獲或打死拉登、某個“溫和”阿拉伯政府垮臺等等，大多與中東地區有關。所以夕陽中的布什政府盡管人望極低，依然可能通過導演或促成一些“意外”，來影響總統大選。

　　另外，特別是第二任上，布什總統在內政上幾乎毫無建樹，“反恐戰爭”無疑將是他的最大歷史遺產，而中東政策則是“反恐戰爭”中最關鍵的部分，布什本人新近風塵仆仆親赴中東，是其明證。所以即便在其任期的夕陽期間，仍須密切關注。

　　不管人們贊同與否，布什政府七年多來的國際政策，確實在穆斯林(回教)世界和中東地區導致了巨大變化，超過了歷屆美國政府。只是這些變化并非符合華盛頓的初衷而已。

　　　九一一之后，布什政府的中東政策一言以蔽之，便是以冷戰結束后全球無比的硬實力，按照美國自身利益和形象，來去實現“民主改造”穆斯林世界的軟目標。布什總統前發言人麥克萊倫的新書，揭露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謊言和真正動機，是這一政策的最好注腳。

　　這一新政策顯著背離了美國外交傳統，受到以猶太人士主導的新保守主義陣營的推動，而布什也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向以色列一邊倒的總統，甚至首次提出以色列可以永久占有在約旦河西岸建立的許多殖民點，打破了歷屆美國政府的一項外交禁忌。

　　可是從現實看，布什政府任上在穆斯林世界和中東地區促成的兩項最大變化，卻是第一，親西方“溫和”世俗勢力的衰落和邊緣化；第二，伊朗上升為波斯灣的“區域霸權”。

　　這第一個事實結果，是筆者數次指出的布什中東政策的一個最大悖論，也即美式拜金主義無法在現有穆斯林世界中，扶植起一個具有道德操守、凝聚力和效率的世俗政府。　

　　前些時候，筆者論及美國中東政策一個無法克服的困難，是缺乏當年托洛茨基的政治哲學和組織天才。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原由美國一手扶植，近來卻因政府腐敗和軍閥橫行而備受西方朝野抨擊。他6月初接受德國《明鏡》周刊訪談時，公開為自己的無能辯解說：“我希望我有塔利班那樣的士兵”。這充分說明了布什“民主改造”大計的無望。

　　至于伊朗在波斯灣地區的崛起，固然屬于什葉派復興的大潮流，但也直接得益于布什政府的兩大軍事成就：與德黑蘭敵對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覆滅。

　　幾周前，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共同支持的黎巴嫩“中央政府”對真主黨發難，企圖大幅度削弱后者的實力。結果卻是真主黨發起一場反政變，迫使黎巴嫩政府史無前例地接受什葉派對中央政府施政的否決權，成為伊朗影響力上升的最新標志。

　　上述兩大發展，除了顯示美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和外交杠桿的下降，更凸顯了以色列戰略地位的空前惡化，迫使以色列作出軟硬兩手反應。　　

　　在軟的方面，便是以色列新近撇開華盛頓，在土耳其與敘利亞就戈蘭高地歸屬進行秘密談判，旨在分化敘利亞與伊朗的密切合作。在硬的方面，便是以色列和國際猶太勢力繼續渲染伊朗對以色列的“生存威脅”，甚至開始描繪未來中東核戰爭的前景。

　　不能不注意到，在后一點上，以色列與布什政府之間具有很大的默契以至合作。繼續妖魔化伊朗，不僅是布什政府在夕陽中的積極政策，也可能成為美國大選前夕“10月份意外”的根源。

　　前些時候，英文《亞洲時報》甚至報道：白宮已經向若干國會成員透風，準備在近期內對伊朗進行有限的“軍事懲罰”。但是以筆者之見，出于伊拉克泥沼的現實，華盛頓主動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會造成對共和黨相當不利的選民反應，而難以為跛鴨總統布什采納。

　　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意外”，在美國大選前卻無法低估。連德國前外長費舍爾新近也在黎巴嫩《每日星報》上作如是估測。盡管奧巴馬4日在華盛頓對超級猶太游說勢力——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信誓旦旦，筆者曾經指出美國不少猶太選民對他心存疑忌，這已經為《紐約時報》5月22日的專題報道證實。只是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新近卷入腐敗官司，或許會暫時淡化這一“意外”的土壤。(于時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