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7日電 香港《文匯報》發表題為《從戴高樂到薩科齊》的文章說，當法國總統薩科齊接任2008年下半年歐盟新一任輪值國主席的時候，國際觀察家們詢問最多的，是今天的法國外交還保留了多少戴高樂將軍的遺產？可以肯定的是，時代已經發生變化，全球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入地影響到每一個國家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影響到幾乎每一個人的生活。因此，以“決裂”為口號當選的薩科齊總統上臺伊始就開始對法國外交政策進行大幅修正。法國國際問題專家、倫敦戰略研究所前所長弗朗索瓦·埃斯布爾就表示：法國“目標外交”正在讓位于“實用外交”，或更確切地說，法國外交已經不再追求“獨立性”，而轉而強化與西方盟國，包括美國和歐盟各國的合作，尋求應付全球化挑戰的更有利地位。

　　文章摘錄如下：

　　　眾所周知，戴高樂將軍創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以來，在一系列國際重大事務中采取了獨立于美國的外交政策，因而受到全球、包括今天的歷史學家們的矚目。在戴高樂重返政壇后的一系列外交行動中——包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全面的外交關系、與德國完全恢復關系并以法德軸心為主導共同倡導歐洲聯合、堅定地獨立獲取核威懾能力、在中東采取親阿拉伯的政策、退出北約軍事機構等等─獨樹一幟，最終使法國贏得了“獨立外交”的美譽。戴高樂總統主導的法國外交深受多重因素的影響，如當時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嚴酷現實、戰后殖民地獨立風潮的沖擊……同時戴高樂也深受他在二戰期間流亡英國時與美、英兩國關系的痛苦回憶，使得戴高樂深深意識到，法國的國家利益未必始終和永遠與其他西方國家相一致，特別是與美國相一致。因此戴高樂確立了建立在國家利益基礎上的獨立外交的原則，并推動歐盟(當時名為歐洲共同市場)建設，以杜絕歐洲國家之間再度因利益磨擦而爆發戰爭。這大致就是戴高樂主義的核心。今天在薩科齊領導下的法國，這一外交核心正在從表面到內核都在進行修正的過程之中。

　　　埃斯布爾認為，薩科齊總統對法國外交首先在形式上做了一定的調整，采取一種“積極外交”形式，全線出擊，重點突破。在這次歐盟主席國期間，薩科齊向各國提出的議題之多，超過過去任何主席國。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國能夠全面完成，而是采用拿破侖的“戰法”：重點突破。反映到外交內容和方針上，便出現了一個重大的修正：將“目標外交”修正為“原則外交”。埃斯布爾認為，今天的世界更重要的現實是全球化。而全球化對于任何人來說，都是沒有既定方向，亦不知其最終發展方向，因此“目標外交”已經失去其可行性。這就是為什么薩科齊僅僅定下了法國外交的“原則”，而非目標。

　　　以此為指導，觀察家們已經看到今天薩科齊主導的法國外交，已經在多項卷宗中修正了戴高樂主義。首先是在歐盟建設上。對于薩科齊來說，今天的歐盟早已比戴高樂主導的“歐洲共同市場”走得更遠。對于戴高樂來說，歐洲共同市場的長期戰略目標并非“歐洲聯邦”，戴高樂從來沒有想過建設一個“多數決定”的歐盟，更沒有想過讓任何國家外交權力遞交給歐盟。在這一點上，戴高樂主義實際上從吉斯卡爾.德斯坦在七十年代當選總統后就開始被修正。今天薩科齊的歐洲觀念早已徹底擺脫了戴高樂主義。法國正在全力推動歐洲走向某種形式的“聯邦”。薩科齊這次擔任歐盟主席國的主要任務，就是解決愛爾蘭否決里斯本條約而形成的新危機，推動歐盟走向“聯邦”。

　　　在對美關系上，薩科齊也對戴高樂主義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正。薩科齊公開表示，法國只有在加強與美國關系的條件下，才能在國際事務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這一點與戴高樂相比，是一種“繼承中的修正”。因為戴高樂盡管主張法國獨立外交，但他從來沒有真正在美蘇兩大陣營中持絕對的中立立場。戴高樂曾多次向美國秘密保證，在重大危機發生時，法國將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這一點上，薩科齊也僅僅是走得更明確、更遠一點。

　　　更為不同的，其實是法國的內政中的“美國因素”。戴高樂實際上創造了一種民主的“法國模式”，即半總統制、半議會制。而薩科齊上臺一年來則正在更改法國憲法，要大大地將戴高樂的這一獨特的體制改向美國式的總統制靠攏。這雖然是題外話，但卻披露了薩科齊傾心美國是沒有爭議的。

　　　真正的“決裂”來自于法國的中東政策。如果說戴高樂的中東政策主要是親阿拉伯，而且得到其所有后任的堅持，直至薩科齊的話，那么今天的法國已經開始在中東推行“親以色列”政策。從薩科齊主導的地中海聯盟將使敘利亞總統和以色列總理坐到同一張談判桌上的可能性來看，薩科齊以“親以”姿態介入中東更為有效，還是他的幾乎所有前任都不折不扣地執行的親阿拉伯中東政策對法國更為有利，尚有待時間和歷史來檢驗。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法國在薩科齊總統訪問以色列以前從來沒有承諾過對以色列提供安全保證。這是否意味著法國在未來爆發新的以阿沖突(或以色列與伊朗的沖突)將在軍事上介入，是一個引起全球關注的問題。

　　　多國觀察家們評論一年來的法國外交時，大多對薩科齊持批評態度，認為法國外交偏離戴高樂主義的結果，將是法國失去自己的個性和獨立地位，會逐漸被世界所遺忘。但這卻不是埃斯布爾的看法。孰是孰非，尚有待歷史的檢驗。(鄭若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