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7日電 香港《大公報》7月17日發表評論文章說，未來“后西方中心”時代國際秩序演化的一個可能方向是：由G8代表西方發達國，由G5等代表新興經濟，并由G8與G5進行協商，以決斷國際大事，及定立國際發展大方向。

　　文章摘錄如下：

　　最近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了G8與新興經濟對話峰會，除了一般性的元首間交流外，峰會也突顯了發達國及新興經濟兩大陣營間不斷演化的關系。當中中國的角色尤為重要，今后中國如何取態，將可對國際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G8集團在會后發表了聯合聲明，表示強烈關注油價糧價大升的問題，呼吁采取有效應對措施，如產油國應加大投資等。更為重要的成果是，在減低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長期目標上達成協議：到2050年時要至少減低一半。此外，G8峰會還討論了匯率及國際貿易等問題，希望經常賬盈余上升的國家允許匯價調整，各國阻止保護主義升溫，和盡快就世貿多哈談判達成協議。會談無疑涵蓋了當前國際上的熱門及緊迫問題，但許多評論均指聲明內容空泛且欠缺新意。即使較新鮮的減排協議亦遭到不少批評，如指其欠缺明確的減排基準年份、發達國的責任、中期目標及行動計劃等，易成為無具體承擔的空談。

　　其實對G8會議不必寄予厚望，流為清談亦屬意料中事。環顧G8成員，除了俄國外，其余西方各國的元首及其政府，均處于不同程度的權威大降，民望下瀉或等待換屆的無力狀態，稱之為“跛鴨集團”亦不為過。由于要面對國內各種政治壓力，故元首們難在峰會上作出更具體的承諾，特別是對可能影響主要既得利益集團的議題，更要避之則吉。

　　在此之外還有更深層及更根本的問題。其一是國際性的：G8號稱“富人俱樂部”，乃西方發達國家的代表性組織。一直以來西方主宰世界經濟，故G8幾可決定國際市場及經濟大局。但近年情況開始有了根本性變化，隨著新興經濟尤其金磚四國的崛起，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經濟格局有所轉變，當前的歐美金融危機，又將加快這個轉變的步伐。許多國際大事如投資貿易、能源減排等，都必須與新興經濟對話協商才可得以解決，G8不能單方面先行決定和作出具體承諾，最多是先行協調發達國之間的立場。

　　其二是西方各國正面對深層的內部政經矛盾，而各國間亦矛盾日深。西方的議會民主及自由市場等政經體制，在全球化、金融危機及商品漲價的多重壓力下，正面臨嚴峻考驗。許多深層問題在現行體制下均難得解決，遂造成社會不安、發展不前及政局動蕩等問題。因此出現前述的多國跛鴨政府狀況亦非純屬偶然，實有一定的必然性。為求遮掩困局，各國都積極找替罪羊以轉移視線，但這樣一來又令西方各國間，及西方與新興經濟間的利益沖突及其它矛盾更形激化，互責增多而合作更難。尤其在目前的歐美金融危機困擾下，西方經濟底氣日薄，令改革及相關之利益調整更難推行，在重大問題上作出實質讓步的空間更小，政策回旋余地隨之大減。這也令G8會議在西方內部進行協調的能力下降，與其它國家協商的籌碼，及對國際大局的影響力亦隨之減少。

　　無可奈何花落去，G8的影響將隨“西方中心”時代的淡褪而縮減。另一方面，病樹前頭萬木春，新興經濟的影響又正隨其實力上升而增強。這在是次峰會中亦有所反映：在與G8對話前，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及南非五國，先行會商并發表了聯合聲明，要求G8負起責任及履行承諾，包括：(一)以GDP的0.5%協助發展中國家應付氣候問題，和將GDP的0.7%用于援助后進國家。(二)以1990年排放量為基準，在2050年前減排80至95%，并訂立中期目標，在2020年前減排25至40%。這些要求預料暫時難被西方接納，但其重要性在于兩點：(一)新興經濟的主要國家已建立起協調平臺，并在一些重要國際事務上取得了一致立場。(二)由此將有更佳基礎與發達國協商，也有更好的籌碼進行討價還價。

　　這也可能是未來“后西方中心”時代國際秩序演化的一個主要方向：由G8代表西方發達國，由G5等代表新興經濟，并由G8與G5進行協商，以決斷國際大事，及定立國際發展大方向。這種形式的對話，在2003年法國峰會開始，之后由2005年起至今年便從未間斷，分別在英、俄、德、日等G8東道國進行。去年G8會議還決定要在兩年內，與G5就知識產權、投資自由化、非洲發展和氣候、能源等四大方面進行對話。

　　中國作為主要的新興經濟國家，及迅速崛起的大國，在上述國際對話中的角色自然日益重要。不少國際評論均指，幾乎所有重大國際問題都需要中國參與，否則難以得到解決，確是客觀之言。還有不少評論認為G8應讓中國加入變成G9，才可維持其影響力。西方在70年代中成立了G7協商機制，在1997年吸收俄國加入，最近法國又倡議加入G5成員而變成G13，并得到英國支持，但由于美日反對，看來暫不會成事。

　　其實中國絕無必要加入G8,加入后反易被“懷柔”而“同化”，不單難以發揮影響，反會受西方圍攻，和影響在發展中陣營的形象。更恰當的做法是在G5基礎上推動新興經濟陣營內的協商，并以此為基礎，加強與作為西方代表的G8討價還價，建立更公平、平等，和有利于中國及新興經濟的國際秩序與游戲規則。這樣才可更充分發揮中國的影響力、更大地抬升其國際地位，和更好地保障全球化下的本國權益。通過循這思路設計的行動，將可加快世界政經格局的轉變，和“后西方中心”時代的到來。故中國應更積極行動，推動G5間建立更多協商機制，且可適當擴大，如加入東盟及中東油國代表而成為G7。(趙令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