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余瑋 石妍

　　鄧小平的一生，是光輝、偉大的一生。這與他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溫柔、善良、不斷給予支持與幫助的妻子是分不開的。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條胡同里，有一個兩進的普通院子，灰磚灰瓦，方方正正，院內種滿了花草樹木，郁郁蔥蔥。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鄧小平生前的起居地。全家于1977年搬到這里，與鄧小平相伴走過了58載非凡歲月的卓琳至今還生活在這里。

　　卓琳比鄧小平小12歲，兩人都屬龍。院子里有兩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條互相擁抱著，并肩而立，好像兩個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們稱這兩棵樹為“雙龍樹”。卓琳閑來散步時，總愛倚靠著雙龍樹干靜靜地回憶些什么……

　　相識相愛在延安的金秋

　　院子里原樣保留著鄧小平的辦公室，書柜里擺放著他生前喜愛看的書籍，寫字臺上還擺著孫輩們送給他的禮物，臺歷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這個特定的日子。每逢鄧小平逝世的祭日這一天，卓琳和兒女們都要在院子里撒滿花瓣。花雨灑落，情思綿長，這是一家人對老人的深情祭奠。

　　1939年秋，鄧小平與卓琳相識在延安。卓琳說：“他大概在那個時候就對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塊兒到延安的女朋友，讓她來跟我談，說他想跟我結婚，問我同不同意。那個女朋友和我談了兩次，我不愿意。我說我年紀還輕，不想那么早結婚。”鄧小平當時是八路軍129師政委，卓琳是一個年輕女性。對這位從前方來的長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據卓琳講，當時她怕跟一個工農干部成家，“我不是看不起他們，而是怕他們沒有知識，跟他們說不到一塊兒”，因此她不敢同這些人談情說愛。后來，鄧小平兩次主動找上門來，卓琳聽了他的有關情況和理想后，覺得他還不錯，是個知識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結婚，那個時候自己已經23歲了，我說算了吧，湊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住的窯洞前，戰友們以淳樸的方式為鄧小平夫婦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幾天后，卓琳便隨丈夫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婚后，快言快語的卓琳慢慢適應了沉默寡言的鄧小平，也漸漸理解了丈夫，默默地支持著丈夫。

　　從太行山到大別山，從抗日戰場到解放戰爭，鄧小平率領部隊每解放一個地方，卓琳隨后就帶著孩子們也趕到那里。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戰爭年代卓琳拖兒帶女所經歷的苦難難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車走著，就那么把著。女孩子要尿尿怎么辦呢？教堂里有一種水罐，就拿那個水罐給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車外頭。”

　　從“名紳千金”到共產黨人

　　卓琳的經歷，雖不像鄧小平那樣波瀾壯闊、震撼人心，但也同樣充滿曲折并耐人尋味。她出生在一個富甲鄉里的工商名紳家庭里，在七個孩子中排行老小，原名浦瓊英。卓琳的父親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種原因而被“軟禁”過，于是母親帶著才四五歲的她先后赴越南、香港、廣州等地尋父。她幼小的心靈已經感受到人世間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為之憤憤不平，常常萌發莫名的反抗意識。

　　念中學時，有一個音樂女教員常常在課堂上向學生們宣講革命、宣講共產主義，令卓琳深受感染。一天，這位教員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場時，這位女教員慷慨悲歌，高喊共產主義的口號。那英勇就義的場面與大義凜然的共產黨人形象，深深銘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個性解放、追求革命的信念，漸漸在卓琳的心底明確。

　　1931年，卓琳被挑選為云南省體育代表團少年選手成員參加在北平舉辦的全國運動會。當從云南出發剛剛到達香港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國難當頭，運動會自然開不成了，云南隊只好撤返。想不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征求家人同意后，她經上海輾轉北平，在一個補習班學習數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運動中，19歲的卓琳同數千名學生走上街頭，加入抗議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憤怒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國民黨的賣國行徑。對她來說，這是一次靈魂的洗禮，令她的思想覺悟發生了質的飛躍。

　　第二年，卓琳懷抱實業報國、科學報國的理想，以優異成績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在北大，她積極參加了學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不久，“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喬裝成百姓模樣的卓琳，終于躲過荷槍實彈的日本鬼子兇神惡煞的搜查，逃出北平。北平—天津—青島—濟南—西安—延安，她轉船倒車，折騰數番才到達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陜北公學。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現名。

　　從名牌大學的女學生，到邁入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無畏懼接受戰爭的洗禮。頭三個孩子都是在戰火紛飛的殘酷歲月中出生、成長。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給老鄉，只身一人，隨部隊行軍、轉移。

　　特殊時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鄧小平從西南局調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帶著全家一同來到了北京。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鄧小平要求自己的妻子：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風頭。于是，卓琳謝絕了許多單位、團體請她參與工作的邀請，一門心思為鄧小平當秘書，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發的，就交給秘書。他要收起來的文件，由我負責存檔。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記好，再用三輪車送到中央辦公廳存檔。”有時忙，她和鄧小平一直勞碌到深夜。

　　家庭的溫暖，無疑有助于鄧小平從容應對接踵而至的政治風波。風雨飄搖與境遇沉浮中，不變的是與他相伴永遠的妻子兒女。

　　1966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把鄧小平一家推向了災難的深淵。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資被停發，生活十分困難。清醒的卓琳特別信任自己的丈夫，沒有“犯糊涂”：“那時我相信他沒有錯，當然失誤可能是有的，但不會有錯誤，更不會有大的錯誤。”

　　1969年10月，鄧小平以“全國第二號走資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監管勞動。卓琳頂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毫不猶豫地陪伴鄧小平到了江西。夫妻倆共同度過的那段艱難的時光，令卓琳記戀終生。

　　那時，鄧小平已是將近70歲的老人了，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機修配廠干鉗工活兒。卓琳的活是折線圈，可以坐著干。卓琳看他勞動一天很累，就要給他搬個椅子坐坐，可他說一旦坐下就站不起來了。

　　工資全部停發，改發很少量的生活費，生活尤為拮據。有一次，卓琳從與自己要好的女工那兒學到一些釀酒的要領，并弄到一些酒曲，請人買了些糯米。不久，卓琳就能釀得一手好米酒，鄧小平很愛喝。他們還動手做豆瓣醬，這種菜對四川人來說是頂下飯的。

　　他們在那里還開墾出了一塊菜地。“他挖地，我就拿個小板凳坐在那里揀石頭。揀完石頭后，弄成一畝地的樣子，我們就跟老百姓要些種子，種些茄子、辣椒之類容易種的東西。澆水呢，他去澆，總是照顧我。”

　　他們互相幫扶，互相體貼。鄧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燒飯之類的“技術活”，夫婦倆在配合中收獲勞動帶來的喜悅。不出幾個月，菜地長得青蔥翠綠，結出了豐碩的果實，蜜蜂在花叢中來回飛舞。他們精心喂養的幾只雞也開始下蛋了。夫婦倆看在眼里，喜在心頭。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然而如果沒有卓琳對鄧小平生活的關愛和精神上的理解與支持，我們無法想象鄧小平的歷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寫。

　　“中心”與“核心”都那么富有愛心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家里開支都是由卓琳計劃、執行，鄧小平從不過問。鄧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蓋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幾粒安眠藥，都是由她來安排。而鄧小平是“核心”，卓琳總是盡量將開支向丈夫傾斜。夫婦倆恩愛有余，心心相印，患難與共，幾十年來從沒紅過臉。

　　鄧小平愛喝龍井茶，也愛抽點煙。在三年困難時期，一向精打細算、省吃儉用的卓琳對丈夫舍得開支。每天上午下午，她都給丈夫泡上一杯濃濃的龍井。鄧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則接著喝剩下的茶根兒；卓琳為保證丈夫吃好一點，要他單獨吃飯，鄧小平堅持要跟全家十幾口人一塊吃。卓琳只得單獨給他炒一個菜，別的菜都一樣。結果，就這一個菜，到了飯桌也叫老爺子“給你點、給你點”而分發了。卓琳沒轍了，就讓全家都吃一樣的，誰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鄧小平夫婦倆都非常喜歡孩子，自己的5個孩子、鄧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鄧家，由卓琳照顧。同時，她還十分關心老戰友的孩子。

　　鄧小平喜愛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氣氛，和孩子們在一起，他總是無比開心。“他呀，最喜歡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辦公桌底下玩啊鬧啊，他有事則專心地做自己的事，沒事時就跟他們玩，或分發給他們一些巧克力。”在鄧小平晚年，每天老爺子還沒起床，卓琳就把孫輩抱到他被窩里去陪老爺子。她還“規定”孫輩每天定時要看爺爺，要來親爺爺，要來爺爺面前坐一坐。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終因帕金森病晚期并發呼吸功能衰竭，搶救無效而逝世。很長一段時間，卓琳沉浸在綿綿的哀思之中。“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與“親眼看一看中國人民的小康生活”這兩個心愿，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遺愿。卓琳替他兌現了這心中的夢想。每逢祭日，卓琳預先買些花瓣，在院子里拋撒，邊撒邊喊——“老爺子，給你撒花了，你聽見了沒有？”這情這景，無不讓人動容。在接受采訪時，她說：“每年他的生日，我們全家人還像他活著一樣，大家一塊兒給他過生日，紀念他。”

　　“紅色大姐”幸福的晚年生活

　　如今，卓琳在兒女和孫輩們的簇擁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飯后，卓琳要聽上一會兒京戲，這是她一生的愛好。如今，老人對京劇的熱情依然不減當年。她訂了不少戲曲雜志，電視上只要有戲劇節目，她一般是要看的。

　　鄧小平生前關心和愛護高雅國粹藝術，支持“十足的戲迷”卓琳看戲，卓琳每每去看戲鄧小平都是知道的，因為卓琳總是向老爺子“請假”一下，以免老爺子掛念。鄧小平只要不太忙也會問問哪個劇場、看什么戲。卓琳看完戲后只要老爺子沒睡著，她就“匯報”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如何精彩、如何獲得全場喝彩等等。程派傳人李世濟有時也應邀到鄧家匯報京劇的情況，送卓琳些自己的錄音、錄像帶。當然，只要有可能，卓琳必勸老爺子去看戲，鄧小平對許多劇的內容也很熟悉。卓琳非常關心老戲新演，如戰友京劇團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蔭記》時，從經費到演出她都給予了具體的幫助。

　　卓琳還喜歡聽評書，她曾請人幫忙找了很多諸如《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評書的錄音帶，沒事的時候就聽上幾段。在中國的古典文學名著中，她尤其喜愛的是《紅樓夢》，其中不少精彩段落還能背下來。自己不但訂閱了《紅樓夢研究》，還多次為“紅學”研究捐款。

　　近些年來，卓琳還設法為家鄉做點事情。她多次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聯名致函家鄉父母官說：“……我們雖然離開家鄉數十年，但對家鄉人民還是念念不忘，尤其兒童教育問題是我們最關心的事。我們現已年邁，常以不能為家鄉多作貢獻而內疚……”還隨信寄出了2600元錢給家鄉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小平走了，但小平時代還在延續，“春天的故事”已綿延“走進新時代”。

　　(摘自《北京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