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王仲典

　　從共和國建立到“文革”前的17年中，江青一共經歷過兩次“匿名信”事件。其中又以第二次“匿名信”事件驚動最大，因為是在中央領導人全部匯集上海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期間發生的。這個事件驚動了除毛澤東之外的所有中央領導人。而且其中的周折及內幕，有頗多令人回味之處。

　　“匿名信”江青看了一眼當即昏了過去

　　1959年3月24日中午，坐落于上海市茂名南路錦江飯店對面的“法國俱樂部”，迎來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此人就是有著“第一夫人”身份的江青，她剛從北京飛抵上海。

　　江青此行的目的，是以毛澤東生活秘書的身份，檢查并指導上海方面為毛澤東起居的準備情況。中共中央決定3月下旬在上海召開黨的八屆七中全會，毛澤東將親自赴會主持。

　　3月25日上午，在柯慶施安排下，由兼有柯慶施政治秘書及市委宣傳部部長雙重身份的張春橋陪同江青，帶著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等人，檢查了錦江飯店八屆七中全會的各個會場，江青表示滿意。下午，由上海市委交際處一名副處長陪同江青逛街及游覽。先在著名的“永安公司”購物后，又去城隍廟及龍華寺游覽。

　　3月26日中午時分，江青閑來無事，讓飯店服務員尋來一把二胡，在房間里自娛自樂。

　　正拉得高興，飯店辦公室主任郝德光敲門而進，給她送來一封“親啟信”。江青愣了一下，心想，什么人會把信給她送到這里來？心中不免疑惑。待郝離去，江青拆開信，僅看了一眼，頓時臉色大變，再看下去，竟是血涌腦門，一下子昏倒在沙發上。原來，這是一封揭她老底的“匿名信”。

　　江青的昏倒，嚇壞了隨行人員及飯店一大幫人。眾人七手八腳忙了一陣，江青才蘇醒過來。不過，那時的江青倒還沒有“文革”時的專橫及整人的歇斯底里。她讓自己沉下氣來，對人閉口不談。

　　傍晚，有著政治局候補委員身份的康生飛抵上海，住進錦江飯店。康生此時已是江青極為親近和賞識的“密友”類人物，兩人關系很不尋常。江青將信交康生一閱并討教。康生匆匆看過一眼，一拍桌子，連聲說：“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讓羅瑞卿搞個專案組！”

　　不過，以當時康生和江青的身份地位，似乎還直接指揮不動公安部長羅瑞卿。

　　周恩來限公安部長10天內破案

　　3月29日晚，周恩來總理飛抵上海，為即將開幕的八屆七中全會作最后準備。江青和康生先后向周恩來談了“匿名信”的事。他們知道，只有周總理才能指揮得動羅瑞卿和上海市委。

　　周恩來聽完情況介紹，濃眉緊鎖。不過，他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考慮問題的。

　　在檢查完八屆七中全會準備情況后，當晚10時，周恩來將公安部長羅瑞卿召來自己的房間，對其做出緊急指示。他要羅瑞卿迅速組織精兵強將，并限定10天內偵破此案。

　　看著公安部長眼里閃過一絲猶豫，周恩來語氣嚴肅地解釋說：“為什么迅速調查偵破呢？這并不僅僅因為收信人是江青同志。”

　　周恩來目光銳利地盯著公安部長，進一步說：“我們要考慮的是這樣一個問題：中央這次在上海開會，是高度保密的，所有與會人員的行蹤、住處等相關情況也是要嚴格保密的。江青同志雖然不是這次中央全會的代表，可是她的特殊身份，以及所擔任的職務，具有與參加中央全會代表同等的保密性質。”

　　說到這里，周恩來沉思片刻，又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羅瑞卿發問：“按理說，江青同志的住處是嚴格保密的。可是，怎么會有這樣一封信件，準確無誤地送到她的手里呢？這是一個疑點，也是問題的關鍵。”

　　周恩來濃眉一揚，加重語氣說：“這個疑點，關系到我們的保密工作環節，甚至關系到這次中央全會，乃至主席的安全。所以，我們有必要對這封信件的來龍去脈進行徹底調查，盡快弄清情況。”

　　公安部刑偵專家急赴上海

　　當晚，羅瑞卿與留守北京的公安部領導做出安排，抽調偵破專家急赴上海。同時做出緊急安排，加強了八屆七中全會會場等場所的安全警衛。第二天，公安部著名刑偵專家宋添福率兩位破案高手飛抵上海。

　　由于事發地在上海，周恩來也將情況通知了柯慶施，要他在上海抽調人員協助破案。柯慶施深知責任重大，他立即安排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親自掛帥，選派了近20名上海公安系統各方面刑偵高手參加專案組。

　　偵破工作全面展開后，專案組面臨的第一個難題是，江青死活不肯交出那封“匿名信”，只給了專案組一個信封。沒轍，偵破人員只好從信封及送信、收信渠道查起。專案組20多個刑偵高手查了兩天，毫無進展。正在專案組陷入困境時，第二封“匿名信”又從北京寄到江青手中。

　　毛澤東抵滬當天“匿名信”再襲江青

　　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定于1959年4月2日開幕。4月1日下午3時，毛澤東從北京飛抵上海，江青隨同一批已抵滬的中央領導前往機場迎接。江青剛剛離開“法國俱樂部”，當天送往錦江飯店的第二封郵件送來了。其中有一封寫有：“飯店負責同志收”(與第一封“匿名信”的外信封一樣)。這封信當即引起了上海市委警衛處派駐飯店人員的警惕，相關人員又按信封落款地址，往北京船舶機械附件廠打電話，回答說沒有向上海發過信件，也不知道上海有這樣一家內部飯店。

　　該信轉到專案組手中，拆開一看，內裝一封和上次一模一樣的寫有“江青同志收”的信。所用信封一樣，其字跡也一樣，估計信中內容和第一封也相同。但宋添福等專案人員包括上海市委負責人不敢私拆，只好再轉江青處。結果證實，果然是與第一封信內容大致相同。既然信是從北京發來的，又有了新的線索，就必定“柳暗花明”，專案組于是兵分兩路，立即派10人赴北京展開調查。

　　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以及相關部門配合下，北京的偵查很快取得進展。公安部先后鎖定兩名嫌疑人，然而最終的結果卻叫專案組大失所望。兩名嫌疑人中，前者經鑒定，筆跡不符，后者卻被在上海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否定，通知立即停止對此人的偵查。原來這人是中共高層僅有少數人知道的秘密黨員，上世紀30年代初就從事秘密工作，連周恩來都知道。至此，線索再度中斷，案件偵查又陷入困境中。

　　周恩來出面讓江青交出“匿名信”原件

　　周恩來規定的10天期限很快就到了，羅瑞卿在黃赤波陪同下，來到專案組，既是對大家日夜加班緊張偵破的慰問，也帶有“督戰”的意思。

　　壓力之下，黃赤波親自主持，再次召開案情分析會。會上，有偵查員再次提到是否能了解“匿名信”內容，以獲取破案線索。黃赤波做不了主，分別向柯慶施和羅瑞卿匯報，請求支持。

　　柯慶施與羅瑞卿在中央全會會議的間隙碰頭，商議辦法。事情肯定會涉及江青一些見不得人的隱私，不過，事關破案大局，兩人都覺得有必要找江青了解。但當真正要出面找江青要信時，精明老練的柯慶施卻不肯出頭了，他讓羅瑞卿單獨找江青談。

　　羅瑞卿沒辦法，只得硬著頭皮去找江青說。果然，江青一聽就不高興了。不過，她沒有當場發作，只說考慮一下。第二天，她不客氣地打電話給羅瑞卿，一口回絕。

　　八屆七中全會繼續進行著，毛澤東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大講特講海瑞的故事，鼓勵黨的高級干部學海瑞精神。會議預定于4月9日閉幕，眼看會議結束前拿不出一個像樣的交代，羅瑞卿急得不得了，只好去向周恩來求助。

　　周恩來思索一陣，答應親自找江青做工作。當晚，他就去找江青要信。江青雖不情愿，但畢竟周恩來身份地位不同。從延安時代起，江青對周恩來就有一種敬畏之心，況且周恩來在處理這些事情上，也很有一套自己的辦法。江青遲疑了好一陣，最終還是交出了兩封“匿名信”。周恩來將信交給羅瑞卿時，一再告誡，轉告專案組，要高度保密。

　　這對專案組上下都是一個鼓舞。兩封信果然一模一樣，都是用當時還不十分普及的打字機打出來的，全是以尖刻嘲諷的語氣揭露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生活舊聞軼事，內容之詳細，令人吃驚。信中甚至列舉了當年與江青交往的數名男子的姓名、職業、住址等情況，還具體到描述了江青當時的種種媚態丑姿。

　　專案組調來相關語言專家及痕跡專家對“匿名信”作全面分析，以排查嫌疑人。語言專家主要根據信的內容和遣詞造句的方式，以及行文習慣等，分析出寫信者所具備的各項特征。痕跡專家則根據字體痕跡分析出“匿名信”是用一臺已使用了10年以上的“寶石牌”打字機打出來的，而且打字者非專業打字員。專家們的分析，為偵破指明了大致方向。

　　4月9日，八屆七中全會閉幕。周恩來又找羅瑞卿過問案情進展。而當初規定的10天破案期限已到，羅瑞卿無言以對，只好向總理請求再寬限破案時間。周恩來最后同意再寬限半個月。若還破不了案，惟羅瑞卿是問。

　　“主要嫌疑對象”突然身亡

　　羅瑞卿不得已再召集專案組負責人施加壓力。據調查，全上海市共有“寶石牌”打字機81臺，分布于10個區的81個單位。專案組人員，不辭辛勞，走遍擁有“寶石牌”打字機的81個單位，取回每臺機子的字樣和數十個常用鉛字，逐一鑒定分析。為配合偵破，又專門從上海字模廠請來一位姓孫的高級技師，協助痕跡專家作技術鑒定。

　　經數十名專案組刑偵人員近20個小時的連續奮戰，終于初步鎖定了一名“嫌疑人”，疑點集中到在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資料室工作的湯某身上。此人21歲時考入上海美專，畢業后在“電通影業公司”任舞美、道具等。專案組于4月12日派數名偵查員赴海燕廠秘密調查，帶回來的情況更令人振奮。原來，江青當初也在這家電影公司呆過，兩人不但熟識，且關系尚好。這種關系還一直保持到新中國成立后，兩年前的1957年，江青來上海，還專請湯某到“法國俱樂部”吃過一次飯。尤其使偵查員感興趣的是，湯某檔案記載，她的一個已自殺的表姐之丈夫，就是“匿名信”中提到與江青有染的男子之一，其表姐即為此自殺。而且，湯某曾患精神病，平時高興時，愛講些當年與江青有關的軼事。此外，令專案組感興趣的是，湯某辦公室也有一臺“寶石牌”打字機。這些情況綜合起來，湯某嫌疑極大。

　　然而，正當專案組報請上級，準備對湯某實行拘捕審查時，卻突生變故。4月13日此人精神病復發，砸壞了室內的辦公用具(包括那臺“寶石牌”打字機)，已入精神病院。專案組有人懷疑其是在裝病做戲，遂秘密入院在醫學專家配合下，對湯某實施特殊的催眠狀態下的審問。結果并無實質性進展，但也未排除其嫌疑。正當專案組打算與她正面接觸時，湯某卻在逃離醫院途中突遭車禍身亡。

　　這種變故，其經過簡直就是一部驚險小說的情節。專案組獲悉湯某死亡，既懷疑湯某是畏罪自殺，也不排除另有人“殺人滅口”。至此，整個案件呈現一種少見的曲折性和復雜性，甚至有人懷疑有更大的政治背景。專案組當即與上海市公安局交警部門專家，聯合展開一系列調查，追查死因及車禍背景。不過，最終結論顯示，車禍乃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無背景。

　　查找“寶石牌”打字機

　　“嫌疑人”身死，但證據還在。專案組將湯某資料室那臺“寶石牌”打字機的全部鉛字搬回專案組，請痕跡專家及上海字模廠孫技師再作鑒定。不過，鑒定結果卻令專案組全體成員沮喪不已，“匿名信”不是這臺打字機打出來的！

　　至此，湯某作為“嫌疑人”被徹底排除，整個線索再度中斷。

　　不過，案子仍得加大力度偵查，周總理第二次定的半個月破案時限已過了5天。

　　以宋添福等幾個公安部專家為首的專案組壓力極大，幾位負責人幾乎徹夜不眠，尋找新的破案方向。

　　專案組負責人商議后，不得已重新調整思路，決定從“匿名信”所用信紙查起。信紙是一種比較特殊的25行信箋紙。北京首先被排除，因為全北京都沒有這種信紙。上海方面正在繼續查找，一時還無結果。

　　4月16日深夜，宋添福獨自在專案組辦公室苦苦思索，毫無睡意。半個月來，他都是深夜未寢，有時甚至徹夜不眠。對于他這位深受羅瑞卿等公安部領導器重的刑偵專家，還沒有哪一次在領受任務后，經受過如此的壓力。這件案子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牽涉到主席夫人，又是周總理時時過問、公安部長親自抓的“通天大案”。然而半個月了，至今破案指向仍不明確，讓他這個專案組長在公安部長面前簡直無地自容。

　　已是深夜零點，宋添福毫無睡意，將那兩張信紙反反復復仔細打量著。突然，他眼睛一亮，發現了不同尋常的東西：在其中一張信紙上方的切口處，有一條約2厘米長、比頭發還細的草綠色細絲。這是印刷廠裝訂信箋時，所用膠水干燥后形成的，留在了這張信箋上。前幾次只注意了信箋的規格、樣式和紙質，將這個重要細節給忽略了。

　　宋添福大為興奮，他感興趣的不是膠水細絲本身，而是那極少見的草綠色。印象中，似乎是第一次見到這種顏色的膠水。這晚，黃赤波也為專案進展不順睡不著覺，深夜來專案組辦公室走走。宋添福將此新線索的發現一講，黃赤波也很高興。第二天，即對上海市所有印刷廠展開調查，重點是使用這種綠色膠水的信紙。很快，全上海不管國營、集體的印刷廠都查遍了，毫無收獲。隨即，調查轉到了上海駐軍頭上。

　　偵查方向轉向駐滬三軍

　　當時，駐滬陸、海、空三軍各單位都有自己的印刷廠。而據相關行家介紹，似乎只有部隊印刷廠可能使用過這種草綠色的膠水。

　　要將偵查范圍轉向駐滬三軍，這不是上海市公安局長可以決定的事。黃赤波即找柯慶施請示，柯慶施這次很爽快，當即拍板。畢竟他身兼著南京軍區和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的職務。在柯慶施安排下，專案組人員得以進入海、陸、空三軍基地全面調查。

　　調查不久便取得突破性進展，其中一組偵查員，在東海艦隊某基地庫房內，查到這種特殊膠水的信紙。而順著這個線索查下去，使用這種信紙的單位更叫黃亦波和宋添福等人吃驚，是海軍司令部設在東海艦隊的一個絕密情報部門(對外代號為“1287辦公室”)。

　　又是由柯慶施出面安排，4月19日，黃亦波與宋添福親自帶人來到東海艦隊司令部，與司令部保衛部門及“1287辦公室”負責人見面并協商，就關于在該部門展開秘密偵查做出安排。專案組人員對“1287辦公室”全體人員檔案逐一研究查閱后，將目標鎖定在海軍中尉金柏麟身上。

　　金柏麟時任“1287辦公室”第13小組副組長，還是黨支部委員，是這個海軍情報部門的核心骨干之一。他辦公室正有一臺“寶石牌”打字機。經專案組人員秘密鑒定，兩封“匿名信”均出自這臺打字機。此外，“匿名信”信紙的化學物質對比鑒定，也與該辦公室信紙完全相同。況且，金曾于3月27日至31日奉派到北京船舶機械附件廠出差。由此，第二封“匿名信”所使用的信封也有了出處。一切證據顯示，“匿名信”確系金柏麟所為。

　　海軍中尉金柏麟其人其事

　　金柏麟于4月12日被捕。當時以為此案案情重大，背景復雜，審訊會有相當難度。出乎審訊人員意料的是，沒費多大勁，這位前景看好的海軍中尉便爽快承認了事實。原來，28歲的金柏麟是烈士遺孤，父母均系地下黨員，6歲時，其父母被叛徒出賣遇害，金由其姨媽史文慧收養。史文慧是上海小有名氣的評彈演員，系當年上海文藝界活躍分子之一。其實，這位評彈藝人還有著另外一種身份，她的秘密身份是為周恩來直接掌握領導的中央特科做情報工作(1924年入黨)，交往中結識了當時的電影明星藍萍(江青藝名)。但其時，史文慧并不知道江青的地下黨身份，因看不慣江青作風派頭，主動斷了與其的關系。

　　金柏麟父母犧牲后，史文慧同黨中央斷了聯系。新中國成立后，黨組織找到長期與史文慧一起居于蘇州的金柏麟，將他們安排至上海。1953年金柏麟參軍，在海軍服役。此時，史文慧才偶然從熟人那里知道江青已成中國的“第一夫人”，她目瞪口呆之余，很想不通其間名堂，有時不免與家人說點江青的過去。金也由此對江青產生極大反感。

　　3月25日當天，金柏麟去上海市區辦事。在南京路上，正好碰見從“永安公司”購物出來的江青一行。那天下午，雖從未與江青見過面，金柏麟還是一眼認出了她。基于對江青的反感，金柏麟頓時產生寫匿名信羞辱這個女人一番的念頭。于是他開始跟蹤江青一行，從南京路跟蹤到城隍廟、龍華寺，一直到了江青下榻的“法國俱樂部”。

　　當天，他便寄出了第一封“匿名信”。幾天后，正好派他去北京船舶機械附件廠查數據，他利用出差北京之機，又發出了第二封信。

　　金柏麟案件若在“文革”中，江青大權在握時，足以殺頭，而且株連一大片。但當時，江青之淫威尚不足以控制軍內外。結果，此案雖是公安部直接抓的大案，卻既不由公安部處理，也不由案發地的上海處理，而是交部隊軍事法庭審理。罪名及判決也大出人意外：泄密罪，3年刑期。據言，此為一些軍方高級將領干預的結果：金系烈士遺孤，須從輕發落。“文革”中，當年頗帶俠義心腸的金柏麟僥幸躲過江青可能的報復，逃過一死。

　　(摘自《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