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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鴻諒

　　1月16日，熊倪過完自己32歲生日的第10天，被正式任命為湖南省體育局副局長。年齡是描述熊倪仕途的一種標尺——2004年從益陽掛職鍛煉回來，出任湖南省體育職業學院院長的熊倪不滿30歲，成為湖南省最年輕的副廳級干部。2007年新職務的級別同樣是副廳級，但“從二級單位升到一級單位”。

　　1996年奪得奧運會男子跳板金牌的熊倪，在接下來1997年的八運會之后，選擇了退役下海，卻在這一年獲得了他在湖南體育系統的第一個行政職務，體工大隊副大隊長，副處級。在退役與復出的艱難抉擇之后，熊倪重返賽場，備戰3年，其間被提升為正處級的調研員。他也不負眾望，2000年悉尼奧運會上蟬聯跳板冠軍，并和隊友肖海亮一起，摘得另一枚男子雙人跳板金牌。2001年的九運會，熊倪奪冠后再次退役，2002年到益陽開發區掛職鍛煉，職務是益陽開發區工委副書記和管委會副主任。與他同行的是前羽毛球世界冠軍唐九紅，此舉被稱為“開了中國奧運冠軍基層掛職的先河”。從這一年開始，對熊倪仕途的考評才算真正地從“奧運金牌”轉向了“執政能力”。

　　退役與復出

　　1996年的亞特蘭大，第三次征戰奧運會的熊倪終于圓了自己的奧運金牌夢。14歲初征奧運賽場就斬獲銀牌，這條奪冠路，實在走得過于曲折。1月19日，面對記者再回憶往事，已經是體育局副局長的熊倪輕描淡寫就帶過了。從9歲進入跳水專業隊到27歲正式退役，他走過18年運動生涯。

　　1997年參加完上海的八運會為湖南隊奪得金牌后，熊倪選擇了退役，做起了“很時髦的事情”，和朋友一起開公司做“熊倪服飾”，他不用出資，還有高職位和高年薪。脫離了半軍事化的國家隊訓練環境，“不用早上6點起來訓練，不用晚上22點睡覺，想玩兒多晚就玩兒多晚”，生活一下子變得豐富多彩。不過熊倪并沒能“瘋玩”太長時間，1997到1998年中國跳水隊陷入整體低迷，成為將他重新拉回賽場的力量之一——那年中國隊連丟4個奧運會項目金牌，隊員能輸給俄羅斯的薩烏丁五六十分，中國跳水隊從70年代輝煌起步以后，還從來沒有這么狼狽過。

　　熊倪復出，時任湖南省體育局局長的傅國良可謂是最用心良苦的推動者。從1997年下半年開始，傅國良幾次去到熊倪的公司，希望他能重返賽場備戰2000年悉尼奧運會。傅國良1997年底任命熊倪為湖南體工大隊副大隊長，在傅國良看來，熊倪的復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就因為你是熊倪”。

　　在商界打拼了一段之后，熊倪自己也覺得“不是做生意的料”，“熊倪服飾”也沒能如設想般成功。1998年3月，經傅國良努力，新一輪國家集訓隊名單上熊倪的名字赫然登在了第1位。復出后的艱辛，只有熊倪自己最清楚，“兩年沒碰跳板，長了十幾斤肉，身上沒有肌肉，就剩3塊肥油了”。回來后，隊里給了他一些寬松政策，按照助理教練的待遇。一、三、五早上出操，二、四、六不用出操，“但還是覺得壓抑，不出操的日子，教練敲隔壁隊員的門，一聽那聲音就緊張”。

　　通過訓練重新找回狀態的熊倪，在準備出征1999年世界杯時候，碰到了新麻煩。臨賽前領導找他談話，讓他自己提出放棄這次比賽中的單人項目，改為參加雙人項目，這意味著否定了男子一、二號主力的地位，而且當時雙人項目并未進入奧運會。熊倪說他流著眼淚跟領導談了兩個小時，“我復出不是為了我個人，我一切都有了，最高的奧運會的冠軍我都拿到了。我花了這么大的心血恢復訓練，臨出發前告訴我不讓參加了，我很難接受這樣的決定……”只是這些努力都沒用。第二天，熊倪就買機票回了長沙，這也是他記憶中“運動生涯中最低迷、最沮喪的時候”，因為“不是在競技場上敗下陣來的”。

　　轉機出現在世界杯上，中國隊取得了11枚金牌中的10枚，唯獨男子3米板全軍覆沒，而且那次比賽薩烏丁還沒有參加。賽后中國游泳中心領導一行人親自到湖南做熊倪工作，1月6日他的25歲生日，大隊領導、全隊教練和他家人在一起。熊倪對于這次的轉機感嘆良多，“如果那一次這個項目上中國隊也拿到了金牌，很可能就再也不需要我參加比賽了”。

　　3月14日，熊倪終于再次下決心重返國家隊。

　　奧運金牌的分量

　　2000年悉尼是熊倪最風光的一屆奧運。開賽以來的3場跳水比賽，女子3米板雙人、男子10米臺雙人和女子10米臺單人，中國跳水隊接連失利，而熊倪參加的男子3米板單人項目由于薩烏丁等頂尖選手的存在，被認為是當時中國隊最弱的項目。那場比賽過程充滿懸念，預賽中排第1位的熊倪在決賽中從第二跳開始，落后薩烏丁31分，盡管熊倪在隨后幾跳中逐步縮小這種差距，奪冠希望看起來還是很渺茫。最后一跳薩烏丁出現失誤，最后一個出場的熊倪憑借穩定的表現，以0.03分的歷史上最小優勢奪取了金牌。后來美聯社這樣描寫他的奪冠:“當熊倪完成最后一跳浮出水面時，他揮舞著右拳，一掃中國跳水隊前3個項目無金的窘境，熊倪也成為歷史上第2個連續4屆參加奧運會都獲得獎牌的跳水運動員，奧運會所有顏色的獎牌他都拿全了。”

　　4屆奧運的起伏和波折，對于冠軍與非冠軍的差別，熊倪現在也能看得非常通透，“成王敗寇”，“拿了金牌，什么都好，丟了冠軍，總能被人挑出不是來”。做運動員誰不想拿冠軍？競技體育的殘酷恰恰在于，任何項目，冠軍只有一個。回到熊倪的第1塊奧運金牌，1996年3米板項目最被看好的人并不是他，而是余卓成，一位曾經14次贏得世界冠軍、獎牌中獨缺一枚奧運會金牌的選手。結果余卓成只能拿著銀牌遺憾離開，當2004年熊倪結束掛職成為湖南省體育職業學院院長的時候，余卓成只是廣東省水上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

　　從運動員到管理者

　　2001年的廣州九運會之后，熊倪正式退役。第二年被派到益陽開發區掛職鍛煉，此時的益陽開發區，在大手筆的硬件設施建設之后，正寄希望于“體育產業”牌，拉動地方經濟。按開奧運冠軍掛職先河的決策者傅國良的說法是，“湖南體育近年屢創輝煌，但輝煌的背后潛伏著危機，那就是復合型體育人才匱乏”，“在成長過程中，唐九紅與熊倪表現出了很高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

　　在熊倪看來，他通過這次的掛職，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轉型，從臺前到幕后，落差當然是有的，做運動員的時候是“眾星捧月，所有人為一個人服務”，做行政工作，是自己要去幫所有人解決問題。熊倪當然知道自己作為奧運冠軍的明星效應，但他也越來越清楚，所謂的明星效應只是“無形資產”，別人愿意買賬，才能成為“有形”，否則還是什么都不是。在開發區招商引資的項目中，熊倪和唐九紅的明星效應的確發揮了作用。比如“八一女排”主場落戶益陽，就是熊倪動用自己和隊長崔詠梅的關系，在最后關頭從江蘇“搶來的”。當然，益陽方面為這次合作出動了以市委書記為首的最高規格的接待和談判團隊，也是項目得以談成的重要因素。這個項目的成功，給了熊倪很多信心，“自己還是能干些事情的”。也是在這個項目中，熊倪意識到了身份轉換的重要性，“一方面，從運動員的角度，跟崔詠梅是朋友;一方面，從掛職官員的角度，要代表開發區的利益”。所以在雙方談判的過程中，崔詠梅指定熟悉體育項目背后規則的熊倪不能參加，而益陽方面，又希望熊倪能幫助他們以最合理的價錢談成合作。最后的合作還是讓雙方滿意的，當熊倪結束掛職離開之后，2006年賽季，“八一女排”依舊選擇在益陽繼續留駐。

　　“他們用實際行動向益陽人民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今年3月唐九紅與熊倪從益陽返回長沙時，益陽市市委書記蔣作斌這樣評價。他認為兩位冠軍這兩年完成了從單一的體育專業人才向社會復合型人才的轉變。在身邊的朋友看來，從益陽回來后，擔任體育職業學院院長的熊倪，開始真正“有了官威”。

　　得知自己要出任體育職業學院院長的時候，熊倪一開始是抵觸的，“體育學院是個負債的窮單位，而且自己也信心不足”。還是傅國良的思想工作，讓他打消了顧慮。把熊倪放到這個負債600多萬元的學院做院長，也是傅國良的用心良苦，“做‘一把手’才能真正鍛煉人”。以管理者的身份到學院，熊倪說自己感觸最深的，一是看著這些小運動員的辛苦，真不知道自己這18年是怎么過來的;第二就是對于舉國體制之下，運動員的成長有了更多的感悟——“現在這種介于業余和職業之間的專業隊，在隊員們退役之后，并不能成為個人謀生的方式，所以運動員一定要注重學習。”說起來簡單的道理往往都是“當局者迷”，熊倪以自己為例，小時候老運動員也這么勸誡他，他總覺得無所謂，以后有得是時間，后來才知道“等有時間了，卻很難學進去了”。

　　熊倪總結自己作為院長的優勢，就是“因為自己都曾經經歷過”，所以“太懂得運動員的心理了”。比較起來，現在的孩子“太注重眼前的利益了，出了成績之后，馬上就會跟領導討價還價，作為繼續訓練的條件”。作為院長的熊倪希望能真正做到自己設想中的“體教結合”，但他面臨的首要任務，還是全運會的金牌指標，這是歷任院長最重要的政績，也是省里一定會下達的硬指標。第十屆全運會，體育學院一舉拿到10枚金牌，創造了建院以來的最好成績，傅國良戲言，自己擔任院長6年的最好成績也只是7塊金牌而已。剛剛結束的多哈亞運會上，湖南省獲得的11枚金牌中，體育學院出去的選手就占到了4塊。在2007年升任體育局副局長的時候，這些金牌都足以成為熊倪執政能力的最佳明證。

　　在兩年的院長生涯中，熊倪說自己扮演的最重要角色，就是去“化緣、哭窮”，在有限的競技體育資金里，爭取到盡可能多的份額。而傅國良在這個過程中一直充當熊倪仕途的護航者，罵歸罵，能幫的一定會幫。名人效應在熊倪的院長任期中依舊發揮了作用，財政廳在熊倪離任前，撥了一筆1000萬元的專項資金，用于給學院修建圖書館，在體育學院歷史上，簡直是無法想象的奇跡。

　　升任體育局副局長的熊倪還將在自己的仕途中創造怎樣的奇跡，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也是整個湖南競技體育系統頗為關注的問題，剛剛退任的局長傅國良依舊堅信，當初為熊倪搭建的從政路徑，是最正確的選擇。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