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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謝奕秋

　　對于陌生的外國資源和市場，好萊塢往往用政治掛帥來吸引本國觀眾，而用別國風情來貼近當地受眾，這是近年來好萊塢大制作不斷嘗試涂抹異國政治油彩的內在機緣。

　　歷史上很少有一屆奧斯卡獎如此密集地把榮譽頒給各國政治類題材的影片，今年的第79屆奧斯卡算是做到了。

　　典型例證是成功演繹烏干達前總統阿明的《末代獨裁》和將英國伊麗莎白二世生平搬上銀幕的《女王》分獲最佳男、女主角獎。旁證還有：以摩洛哥、突尼斯、墨西哥、日本4國社會沖突為背景講述人類隔閡的《巴別塔》獲最佳電影配樂獎，旨在探求前東德情報機構斯塔西極權統治歷史的德國影片《竊聽風暴》獲最佳外語片獎，從日本士兵角度關注1945年美日硫磺島激戰的《硫磺島來信》獲最佳音效剪輯獎，描寫法國大革命前夕肩負維持法奧聯盟重任的瑪麗王后奢華誤國的《絕代艷后》獲最佳服裝設計獎。這些國別政治色彩濃厚的影片紛紛登上好萊塢最高殿堂，展露了奧斯卡評委的世界眼光和歷史情懷。

　　此外，像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制作的全球變暖題材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以及旅美華人楊紫燁執導的呼吁世人關注中國艾滋病患者的《潁州的孩子》分獲最佳紀錄片和最佳紀錄短片獎，則秉承了奧斯卡關注現實的傳統，從這一點說，奧斯卡兩項紀錄片獎有點類似電影界的諾貝爾和平獎。

　　好萊塢瞄上嚴肅題材

　　為什么2007年奧斯卡獎會如此與以往不同呢？從片源角度看，固然不排除偶然的因素，例如《女王》是趕在伊麗莎白二世80壽辰之際端出的，《巴別塔》有美國國會去年正就移民法案展開拉鋸戰的背景，但要看到獲獎者群體性地迸發對政治的熱情，應該是有個量變引起質變的過程。

　　自2004年邁克爾•摩爾以諷刺伊戰的紀錄片《華氏911》摘取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以來，將嚴肅政治題材娛樂化處理便形成一股風潮。這一路徑與影史上曾大獲成功的《大獨裁者》、《卡薩布蘭卡》、《桂河大橋》、《阿拉伯的勞倫斯》、《甘地傳》、《末代皇帝》、《與狼共舞》、《辛德勒的名單》、《阿甘正傳》、《勇敢的心》、《英國病人》等嚴肅題材影片一脈相承，都是關注歷史的轉折瞬間和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從制片、導演、編劇到演員，都對投資開拍這種類型的影片有著不小的市場期待。

　　2005年，大導演斯皮爾伯格企圖以反思以色列為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上本國運動員被巴勒斯坦“黑九月”分子屠殺而復仇的《慕尼黑》一片再續1994年《辛德勒名單》的輝煌，同時挽回沿襲《侏羅紀公園》套路走入死胡同的《世界大戰》的敗績，可惜流年不利，票房大獎兩空。但斯導并不甘心，2006年一手抓《奪寶奇兵4》，一手在籌劃新片《林肯》，顯示他還是看好政治題材的前景。與之類似的是奧利弗•斯通，這位美國當代陰謀政治影片的先驅在拍完《野戰排》、《薩爾多瓦》、《生于七月四日》、《刺殺肯尼迪》、《尼克松》等向華盛頓叫板的影片后曾一度收手，卻又跟風《特洛伊》和《亞瑟王》等史詩片熱，花了3年時間接拍《亞歷山大大帝》，結果大倒熱灶。“9•11”過去5年后，有所醒悟的他推出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世貿中心》，重新吃起了現實主義政治飯。

　　而從近3年一些知名影藝人士的轉型，也能看出好萊塢題材正走向嚴肅化和多元視角的端倪。2005年，美國性格巨星喬治•克魯尼自編自導自演了講述美國媒體對抗麥卡錫時代“白色恐怖”的《晚安，好運》，雖然票房慘敗，克魯尼卻自認為冒險值得。此前一年，奧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和影帝西恩•潘首度聯手沖擊政治驚悚片《翻譯風波》，與通常的美國特工片如《碟中諜》系列不同，該片表達了非洲政治精英關于原諒和正義的哲學思考，是導演西德尼•波拉克在《走出非洲》之后又一非洲題材代表作。

　　同樣是非洲題材，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遠赴莫桑比克，在以塞拉利昂內戰為背景的《滴血鉆石》中飾演一名從事鉆石走私的南非商人，并練就了非洲英語口音，影片公映后引起時尚界對于血鉆殃及無辜的驚呼，也為萊昂納多帶來如同布拉德•皮特、安吉麗娜•朱莉夫婦一樣的關心國際公益事業的贊譽。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兩年的好萊塢國別政治熱中，非洲題材雖然引人注目地成為新的增長點，但無論是007新片《皇家賭場》(開篇即將烏干達“圣靈軍”頭目作為反角插入)，還是尼古拉斯•凱奇主演的《戰爭之王》(描寫一個將烏克蘭武器倒賣到非洲的軍火商)，甚至蒂姆•羅賓斯主演的《揭竿而起》(描繪一個暴力反抗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爭議史實人物)，都是將重點放在白人的經歷上面，這也是好萊塢的局限。

　　正如《滴血鉆石》導演愛德華•茲維克所言，“如果讓黑人演員講述黑人風格的故事，投資商也不會買賬”。所以，毫不奇怪近30年來非洲只有一部本土電影獲奧斯卡獎(《救贖》，2006年)，而再現北非士兵為解放法國與納粹浴血奮戰的阿爾及利亞電影《榮譽日》在今年的最佳外語片較量中一早出局了。不過，好萊塢與非洲的“混血兒”畢竟在《末代獨裁》、《盧旺達飯店》和《不朽的園丁》等力作上取得了驕人的戰績。從長遠看，該類型政治影片的大量涌現，遲早會推動投資商和評委眼光的調整以及非洲籍導演的跟進，從而最終托起非洲本土影片的未來。

　　政治掛帥背后的政治

　　奧斯卡金像獎，正式名稱是“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雖說它的最終結果是成千上萬志愿者投票選出來的，但先由學院下屬各部門負責提名，后再進行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卻給了好萊塢學院派極大的操作空間。在特殊年代里，奧斯卡的政治傾向性就尤為明顯，如1942年把6項大獎授予二戰應時之作《忠勇之家》，1978年把5項大獎授予反越戰題材片《獵鹿人》。還有1994年打敗《獅子王》、《肖申克的救贖》和《真實的謊言》等經典力作，獲6項大獎的《阿甘正傳》，它因順應了美國社會長期彌漫的強烈的反智情緒和撫平越戰傷痛的呼聲，而橫掃奧斯卡13項提名。

　　如今，好萊塢影片中經常流露的帝國氣息很容易讓非美國人不舒服，奧斯卡評委的學院派眼光也一直讓喜劇和藝術片導演不抱希望。不過，看好萊塢這塊風水寶地，熱衷于巴結奧斯卡評委的外國人還真不少。一方面是全球電影在好萊塢化，另一方面好萊塢也在全球化。對于陌生的外國資源和市場，好萊塢往往用政治掛帥來吸引本國觀眾，而用別國風情來貼近當地受眾，這是近年來好萊塢大制作不斷嘗試涂沫異國政治油彩的內在機緣。但即便是嚴肅的政治題材，好萊塢也很注重其商業性，這是在戛納、柏林、威尼斯、圣塞巴斯蒂等國際電影節上參展的許多影片所不能企及的。

　　奧斯卡愈發有政治擔當，還因為“9•11”5周年之后，美國公眾已經無法以孤立主義自處，戰事的持續讓他們的視線一再被牽扯到動亂地區，而“民主自由的圣戰”在各國的特定歷史階段都能找到對應的影子，于是民眾有了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沖動，好萊塢發現并做大了這一市場(好萊塢以往塑造的敵人常常是蘇聯陣營的某個國家，外星人或異形，以及本國的天災人禍，而英雄往往是美國人)，奧斯卡的加冕又加深了民眾的這一收視饑渴。這一循環有著連貫的邏輯，只要不被打破便可維持相當一段時間。

　　另外也是拜布什政府有爭議政策之賜，全球的政治電影才能無限上綱上線。像帶有惡搞性質的《布什之死》、影射切尼環境政策的《后天》和《難以忽視的真相》，以及一系列以揭露布什伊拉克謊言為賣點的政治宣傳片先后出籠，盡顯了娛樂政治年代的結構特征。

　　美國當前剛起步的總統選戰也在為好萊塢“政治掛帥”造勢。據《中國時報》稱，現在角逐民主黨提名的兩大對手希拉里和奧巴馬陣營，正因爭食影城大餅而爆發前所未見的口水仗。原先以“比爾之友”為榮的一些好萊塢金主，如喬治•克魯尼、奧利弗•斯通、丹澤爾•華盛頓、馬特•戴蒙和珍妮弗•安妮斯頓等都患了“克林頓倦怠癥”，寧可支持表演天賦非凡的新秀奧巴馬。美國黑人演員威爾•史密斯已經先行一步，正計劃在肯尼亞拍攝《今夜他來》，講述非洲裔參議員奧巴馬的故事。這又將是好萊塢政治的一個熱點話題了。

　　順便說一下，與中國影片在奧斯卡的慘淡命運(《滿城盡帶黃金甲》鎩羽而歸，實錄安徽省阜陽市潁州地區艾滋恐慌的《潁州的孩子》不代表中國參賽)相對應，奧斯卡獲獎影片在中國的命運也好不到哪里。由于種種原因，今年最佳影片《無間道風云》，兩大政治題材影片《女王》、《末代獨裁》都無緣內地，只有《快樂的大腳》、《通天塔》和《陽光小美女》得以入圍。想必這也是中國電影管理當局以國情忽悠奧斯卡的方式之一吧。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