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幽默戲言當作“重大情報”

　　對于這些所謂機密文件分析預測的結果，相信歷史都已經(jīng)給出了最有力的駁斥。

　　在“波羅系列”中，佐證中情局作出所謂“毛澤東隕落”結論的一個主要依據(jù)，是1961年9月毛澤東同志接見英軍元帥蒙哥馬利時的談話，“這次談話不僅談到了接班人問題、生死問題”，而且據(jù)“發(fā)現(xiàn)”“保健醫(yī)生始終在毛主席身邊”。由此，中情局就判斷，“毛澤東自覺不久于人世，并且開始考慮誰能接班了”。

　　其實，對于這次談話，中方史料也有記載。根據(jù)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熊向暉所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一書披露，在這次會談中，毛澤東對蒙哥馬利說：“我隨時準備滅亡。”并且預計了自己的五種死法：被敵人開槍打死，坐飛機摔死，坐火車翻車翻死，游泳時淹死，生病被細菌殺死。毛澤東說：“這五條，我都已準備了。”其實這是毛澤東一貫的語言風格，表現(xiàn)出一個偉大共產(chǎn)黨人的豁達和開朗，但在中情局看來，他們顯然無法理解這種幽默，也因此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結論。

　　此后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不僅沒有如中情局所料病逝以及退休，而是繼續(xù)執(zhí)政了14年，直到1976年逝世。雖然其間發(fā)生了文化大革命等事件，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核心地位并沒有動搖。而20世紀六七十年代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參考和借鑒毛澤東同志的革命理論，掀起了空前的反帝反殖高潮，也充分證明了歷史唯物主義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中的指導地位。

　　中情局到底哪出了錯？

　　那么，一向以世界情報界龍頭自居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為何會在這些問題上作出這么多的錯誤判斷呢，其實原因是多方面的。

　　缺乏情報搜集手段是中央情報局面臨的主要問題。冷戰(zhàn)初期，美國情報機構獲取中國情報的主要來源是空中偵察、諜報和無線電偵察。其中，空中偵察由于中國軍隊采取了有效的隱蔽措施，實際上收效甚微。而在人力情報方面，美國在解放戰(zhàn)爭期間在中國內(nèi)地部署的各個情報站隨著國民黨的敗逃，以及解放后的“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已基本被清除殆盡。如此一來，原本就缺少情報工作基礎的中央情報局，在中國的情報工作自然成了一片空白。

　　而中情局情報報告之所以屢次失誤，根本原因還是由于其采取了西方式的政治理念來判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即用一貫的“激進”“溫和”“保守”這樣的框架來分析中國政治。這幾乎成為他們唯一可用的理論模式。帶著意識形態(tài)的有色眼鏡看中國政治，只能是摸不清頭緒地得出一些以偏概全的“情報”。(李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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