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聶曉陽 王琰

　　在想象中，把舊上海營造得如此深入人心的女作家應該是坐在淮海路的老洋房里，端著咖啡，不動聲色地打量陌生的訪客，神情高傲而冷艷。

　　位于定西路的公寓里，因便裝而顯得樸素的王安憶給人的第一印象卻是平和親近。她給我們一一倒上茶，小小的客廳便立即充盈了一種熟悉的家居感。

　　她幾乎沒有化妝，只戴了一條簡單的項鏈。整個客廳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組精致的書架，里面插著女主人歷年的書作和不同時期的照片，其中一張穿紅色棉衣的舊照格外搶眼。照片里的女孩端莊、大氣、秀麗，像一幅油畫。

　　和同去的新華社上海分社資深記者趙蘭英說話時，王安憶偶爾會用上海話，但她說自己的上海話并不好，而且覺得上海話“很粗魯很硬”。談起能夠代表上海的文化名人，她說最推崇金星，因為“蠻能體現上海各方面精神的”。

　　“第一，她不是上海人，能體現上海這座移民城市的包容。第二，她的現代舞蹈和變性都很有象征意義，很能體現上海的摩登和現代。如果上海有什么東西能和北京抗衡，我覺得就是現代性。”王安憶說。

　　“寫作就是要創造一個從現實社會獨立出來的世界”

　　有意思的是，談及不少媒體對她的報道，她都有些驚愕：“我沒有說過這話啊。”有媒體引用她的話談為市場為政治代言的問題，她說：“我不大會說這么空洞的話。”她告訴記者：“有一個媒體大標題引用我的話說‘我們已經距離恢弘寫作距離很遠’，我從來不會用恢弘這個詞的，不知道怎么會曲解我的話到這種程度。”

　　“媒體很喜歡把你的話用他們的習慣用語來定義，而我是不會說這種口號的話的。”她說。

　　她承認自己不怎么上網，甚至到現在還不會發手機短信。“我有手機，一個很落后的手機，出門才用，所以別人有時候打電話經常打不通。我不明白為什么要發短信?短話么打個電話，長話么就寫封信，也很方便啊。”

　　因為很早就開始做專業作家，王安憶的生活很早就養成了自己的規律：上午寫作，從來不開夜車。下午要么再寫一會兒，要么就看看書，或者會客什么的。晚上就是看看電視，什么都看，但比較喜歡談話類、紀實類的節目。

　　對于為什么寫作這個問題，她笑了笑說，你非要一個確定的答案，這是逼我說空話啊。寫作當然要表達某種正義，但我寫作首先因為這是我的職業，我喜歡也能勝任并且有一定回報。

　　她把寫作形容為“工匠的活兒”，但是“工匠的要求是很高很高的”。在她看來，—個工匠首先要掌握技能，但現在人們把寫作技能已經削弱到很低了，寫的東西越來越多，但碼字和藝術的距離卻越來越遠了。

　　“不久前我去開了個會，題目就叫‘當下生活和寫作’，我是覺得我們現在有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寫作越來越脫離現實生活，完全是閉門造車，尤其是低齡寫作，寫作者沒什么生活經驗，對社會也不了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寫作往往會過分陷到現實里面去，家長里短、雞毛蒜皮，有些竟然還很暢銷。現實里面有什么就寫什么，這樣的話我們為什么還要寫作呢?寫作就是要創造一個從現實社會獨立出來的世界。”她說。

　　對一些文學批評常常喜歡用現實來驗證小說里的事情，她也頗不同意。她說，小說有自己的驗證標準，但這個標準不是現實。應該尊重小說虛構的權利。

　　針對有人批評她“沉溺于紙上營建一個屬于自己的上海，對實實在在的亮麗景觀真上海不感興趣”，她笑笑說，人們現在還是喜歡把小說和現實貼在一起，譬如把張愛玲的小說當旅游指南一樣，其實張愛玲的小說舞臺感很強。“每一個作家都是很主觀的，你們千萬不要把作家的東西搬到現實中來”。

　　文學是沒有神童的

　　網上有人說在她的作品中，“時代政治被有意淡化成時事背景，人物的私人生活占據主要地位”。對此，王安憶說，她并不是為了逃避，而是每個人在自己的局部看出來的歷史都不一樣，“我們是一個小人物，我們是從局部來看，歷史究竟是什么樣，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來，歷史并不是一個大事件，而正是由這些小人物和小事情慢慢演變成的。”

　　有一次她和莫言在上海大學做講演，有個人提問說：“中國文壇前10年以你們為核心，后10年也以你們為核心……”后來有記者報道說他們被問得“很悶”。“我覺得被別人問到這樣的問題絕對不會很悶，是很高興啦，說明你到現在還沒有被別人所取代。”王安憶有些得意地說。

　　但是她緊接著說，盡管她同意莫言所說的，10年前是王蒙他們擔綱，10年后將有80年代生人的作家崛起，但用10年來劃分文學太短了，“50年的人都是一代人。馬上期望跳出來一個年輕的人，這種期望太苛刻了。對文學來說，太年輕還不行，文學是沒有神童的，因為你閱歷放在那兒，經驗和寫作的技巧也都是隨著年齡增長的。”

　　她舉諾貝爾文學獎的例子說，這個獎首先要求被提名者有一定的年齡，要求有“持續的多年的寫作”，不能是偶然冒出來一篇，要職業化的持續地寫作。“去年的諾貝爾獎得主，評委們說又把獎給了一個年輕人，58歲的年輕人。所以我覺得文學不是青春飯，這種年輕化的傾向不是很好的。”

　　在當代作家中，王安憶從不掩飾對莫言的推崇。她說，莫言是有才華的。一般作家都是憑勤奮，但莫言的問題是怎么控制他的才華，“他的意境很特別，非常輝煌，他的東西學不來的”。

　　王安憶提到對當前文化市場的一個擔憂：為了迎合消費還比較盲目的年輕人，現在市場越來越“媚小”。她舉例說，一個國家經濟不好的話，衣服都是賣給年輕人的，只有在一個經濟穩定的地方，你才能看到各個年齡層的人都能方便地買到合適的服裝。

　　對于中國人的諾貝爾獎情結，王安憶說就她的了解，諾貝爾獎評獎標準除了歐洲中心化、拉丁語寫作為中心傾向外，還比較注重諸如反叛性等政治化的因素，所以中國的作家不必去迎合這個標準。

　　因為沒有學歷，盡管她一直說到大學工作是她最大的愿望，但過去一直“想都不敢想”。幾年前，在復旦大學方面的努力下，她開始在復旦講學了。

　　“我在那邊覺得蠻開心的，我喜歡這樣的學術的氣氛。我去了已經三年了，我也蠻積極地聽課。下學期打算聽中國文學史，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彌補。教課以前是教現當代文學，現在又批下來一個寫作課程碩士點。有的時候看到你的學生接受你的想法，那很開心。”她說。

　　很久以前，王安憶曾給北京坐在輪椅上的作家史鐵生織過一件毛衣。那時候到他家去，史鐵生還沒結婚，和老父親兩個人一起生活，燒的是爐子，里面很冷。看到他身上的衣服有些單薄，回上海后就給他織了一件比較厚的，托人帶給他。現在，她跟史鐵生的聯系還很多，布置學生讀書的時候也經常推薦史鐵生的作品。

　　“我的創作首先要使我自己滿意”

　　上海一直是海派文化的中心，但很多人覺得相比于北京在文化上的建樹，現在上海的文化高地“不那么高”了。對此，王安憶認為一個城市的文化不僅在于出幾個大師，出幾部作品，更在于環境，在于對文化的尊重。

　　“我倒是覺得上海這點做得蠻好，有良好的文學批評的風氣。這幾年經常有外地的人到上海來開評論會，在其他地方可能也就是大家發發紅包，吃吃飯，說說好話：但在上海就不同，上海比較做事情。”她說。

　　她同時也認為，上海的城市底蘊里現在經濟的成分過重了一些，“經濟很發達，管理很科學，但在浪漫主義這一塊比較弱。”

　　在王安憶看來，《長恨歌》成為暢銷書，和上海話題的流行也分不開。《長恨歌》就快成上海讀本了。

　　“我自己不是一個那么受大眾熱捧的作家。我不是為了賣書才寫書，我的創作首先要使我自己滿意，自己對自己要求很高。我寫了那么多年，別人對我的批評我可以無視，說好說不好我都不會特別在意，但我特別在意自己。有的時候一天寫下來都不滿意，那這一天很痛苦。”

　　也有人把王安憶筆下的王琦瑤跟今天的白領女性相比，王安憶認為這其中其實并沒有多少可比性。“王琦瑤是一個主婦，她的理想是好好地做一個主婦，今天的白領在經濟上都比較獨立，她們可以不要男人生活，而王琦瑤可憐就可憐在她總是需要一個男人，她們的社會地位不一樣。”

　　之所以有人從王琦瑤聯想到現在的白領麗人，大概是王琦瑤身上被很多白領仿效的所謂的小資情調。王安憶說，現在大家都有一種假想的上海女性的樣子，其實千萬不要相信她寫的王琦瑤就代表舊上海的女子，甚至那個時候的上海女子也不是張曼玉演繹的電影《花樣年華》中的旗袍風情，這只不過是大家合伙一起來制造的一個上海神話罷了。

　　上海女人、上海男人及張愛玲

　　“我覺得‘小資’這兩個字很奇怪，怎么會變成一個褒義詞?長久以來它都是一個貶義詞。從無產階級這方面來看肯定是貶義詞，從另一方面來講，從貴族階級的角度看，它又是很粗糙的，是很沒有格調的。”王安憶說。

　　她對記者舉例說，像卡爾維諾在日記里形容紐約的女性沒有什么格調，用的就是“小資”這個詞。同樣，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也是一個典型的“小資”，作家在描寫的時候就充滿譏誚，充滿同情，這樣的人貴族是看不起的。

　　“小資的流行，可能是我們長期無產階級化之后的一個反彈，也和現代化下對物質的更加迷戀有關。”王安憶說。

　　在現在一些青春作品中，比較酷的主人公總是熟悉各種各樣的品牌，如果不高興的話，總是跑到咖啡館里面去發愁。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有些人看《長恨歌》最感興趣的是王琦瑤的生活方式：選上海小姐，被大人物金屋藏嬌，私生子……但對接下來的事情就不怎么感興趣了。

　　“我發現很奇怪，有些人就喜歡這部作品的前半段，前半段其實是我寫得最差的一段。”王安憶說。

　　她坦陳，其實第一段她真的是一點經驗都沒有，完全是書本上看到一點東西，別人告訴她一些歷史，是完全虛構的東西，可是這個虛構的東西滿足了大家的某種愿望或者想象。

　　我們很認真地問王安憶：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典型的上海女人嗎?“我不是。”她說，“我們家是典型的南下干部，我根本不是上海女人。是在上海長大的，但我不典型。”

　　那在你心目中一個典型的上海女人是什么樣子呢?我們問。她回答說，很多外地人容易對上海女人有一個模式化的印象，但其實上海各個層次的女人都不一樣，很難概括。總的來說，她覺得上海女孩子比較會生活，在各種境遇下都能把自己收拾得挺摩登。

　　“相對來講，上海女孩子可能風度好一點，自我感覺更好一點。上海女孩子在‘文化大革命’時穿那種藍布衣服的時候，也都很有自我意識，很自信，就是有一種氣質，總是能把自己打扮得很得當。”

　　上海女孩子在更有氣質的同時，會不會也比其他地方的女孩子更物質一點?王安憶說，會，但這一切都很自然。她們從摩登的街市回到家里面，又是柴米生涯，也會很自然地坐在板凳上剝毛豆。

　　“上海的女孩子其實也可能蠻潑辣的，你別看她外表那么嬌柔，其實她吃起苦來一點都不比別人差。”

　　王安憶對上海男人的評價也頗高。“我覺得上海男人很不錯的，他倒不是說形象剽悍，但比外地男人更體貼女人，很多事情能幫你分擔，很憐惜你。雖然可能他拿著菜籃買菜不太美觀，但是他很實際，做女人嫁到這樣的人是很享福的啦。”

　　很多人喜歡把王安憶和張愛玲進行比較。在我們采訪的時候，王安憶的書桌上還擺了一份張愛玲去世10周年座談會的邀請信。王安憶能夠理解別人這么比較她們，她們都寫上海，筆法都是寫實的，并且她的《長恨歌》寫出來的時候正好張愛玲去世，但是，她們兩個其實很不一樣。

　　“對人生，對世界，我是熱眼看，她是冷眼看。”王安憶說。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