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的多事之秋

　　“溫和派”的登場，使自民黨內部矛盾得到緩解，朝野之間尖銳對立的局面也得到一定改觀。但在野勢力不會輕易放棄“政權輪替”的終極目標，如果其促成眾議院提前解散舉行大選，日本還將面臨新一輪的政界重組

　　文/王屏

　　 安倍以櫻花凋零般的速度離開了首相寶座，他帶著幾分剛毅，也帶著幾分無奈。人們在震驚之余，也感嘆著日本政壇的花開花落。

　　安倍辭職，與其說是因反對黨“逼宮”，不如說是由于黨內各派勢力打壓所致。自小泉上臺，日本政壇便進入“地震多發期”。小泉曾信誓旦旦地要“砸爛派閥”“搗毀自民黨”，但2005年眾議院大選的結果卻是自民黨“一黨獨大”，“森派”(即現在的“町村派”)“一枝獨秀”。

　　小泉內閣雖然算得上是個長期政府，但像樣的政績無非是通過了“郵政民營化法案”。安倍上臺后的政治口號是“擺脫戰后體制”，“構建美好國家”。然而，正如小泉的“新保守主義”在亞洲外交上遇到阻力一樣，安倍的“新日本主義”在國內和黨內也遇到了阻力。

　　以2007年參議院選舉為契機，“反安倍、非安倍”勢力重新集結。盡管安倍以改組內閣、出讓權利、放棄部分主張為條件，以求得繼續執政的機會，但被嚴重削弱的安倍勢力，外有在野黨“逼宮”，內有反對派掣肘，安倍已無法控制局面。

　　剛剛第二次起航的“安倍號”只能擱淺。

　　安倍遺產：新日本主義

　　其實，在小泉政權結束時，就應該是“溫和派”出場收拾局面，以調整各派之間的政策差異，糾正小泉內外政策上的偏差。但是，“民族派”的安倍卻急于求成地匆忙登場。他雖然也對小泉路線予以糾偏，在亞洲近鄰外交上穩住了陣腳。可是，安倍極力推行“價值觀外交”，又不可避免地與構筑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發生摩擦。

　　安倍是以小泉路線繼承人的身份登上首相寶座的，但是，面對“貧富差距拉大”現象，他無法實施繼續改革的路線。而且，他的“恢復歷史文化傳統、走向民族自尊自立”的“新日本主義”國家理念，也與小泉的“新保守主義”拉開了距離。因此，在自民黨內部，安倍既得不到舊保守派(吉田路線支持者)的支持，也得不到新保守派(小泉及其追隨者)的認可，陷入孤立境地已是不可避免。

　　一年前的自民黨總裁競選，實際上就是“溫和派”與“民族派”之間的一次較量。不論是“森派”內部安倍晉三與福田康夫之間的“安福之戰”，還是安倍與“反安倍”派閥勢力之爭，主要都是圍繞著兩種爭論：對外是奉行“鷹派”路線，還是奉行“鴿派”路線;對內是“增長第一”，還是“協調發展”。

　　作為“民族派”，安倍在外交上表現出對美“親而不從”，對華“和而不同”的日本特色。在內政上，安倍極力擺脫“吉田路線”的影響，比如修改《教育基本法》，制定了《國民投票法》，還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

　　安倍的上述主張體現了安倍的“新日本主義”理念，其具體施政方針為整合日本人的國家意識奠定了基礎。這作為安倍的政治遺產，將被載入戰后日本政治發展的史冊。

　　安倍是第一位戰后出生的日本首相，也是實現戰后“非主流保守派”(鷹派)遺愿的實踐者。從岸信介到安倍晉三,戰后日本的“民族派”歷盡艱辛，終于在安倍手上出了一些“政績”。然而，由于國內外政治形勢所限，日本的“民族派”還無法盡施本領，只好暫時歸山。不過，他們代表著日本社會和民族對未來的一種渴望與訴求。

　　自民黨內的“溫和派”多表現為“穩健派”和“鴿派”，他們多以平和的手法處理內外事務。如“谷垣派”和“山崎派”，以及原來的大派閥“橋本派”，都很注意協調與亞洲各國的關系，在國內政策取向上也非常注意協調發展。當然，由于自民黨長期執政，形成一定的利益集團和“權錢交易”現象，以及派閥主導政府權力的政治體制也是事實。

　　本次“溫和派”福田康夫出山競選自民黨總裁，得到黨內八個派閥的支持，就被反對派陣營稱為“派閥復活”。反對勢力還將福田比喻為在明治維新的進程中出現的“幕府將軍”。

　　一年前的自民黨總裁競選，由于朝鮮試射導彈幫了“強硬派”安倍的忙，使輿論很快倒向了安倍，福田為了“舉黨一致”而放棄參選，使安倍順利踏上首相寶座。這次，在執政黨面臨權力危機的時刻，福田受命于危難之中，參選自民黨總裁。

　　也正因此，福田康夫和父親福田赳夫組成的日本憲政史上第一對“父子宰相”，成為可能。

　　福田內閣：希望與安心

　　隨著“溫和派”登場及其相關政策的實施，不僅使自民黨內部各派勢力之間的矛盾得到緩解，也將使朝野之間尖銳對立的局面得到改觀。

　　在去年競爭自民黨總裁時，黨內各派閥中的穩健派、溫和派、鴿派就力推福田出山，但最終未能實現。后安倍時期來臨，在自民黨處于執政危機的時刻，福田挺身而出，即刻得到除麻生派以外的各派閥的廣泛支持。福田打敗競爭對手麻生可謂是眾望所歸。

　　福田與安倍雖同出一門(“清和會”，即“森派”)，但政策主張、執政風格截然不同。與安倍相比，福田成熟、老練;與麻生相比，福田沉穩、更具有政治家、外交家素質，并給人以信賴感。

　　福田可能在改革上不會有小泉那樣的大動作、快步伐。同時，也不會像安倍那樣急于求成地恢復傳統文化、擺脫戰后傳統的“吉田路線”。即將誕生的福田內閣將是一個“穩健內閣”和“調整型內閣”。

　　福田將對小泉實施的“新保守主義”政治路線和“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所帶來的弊端進行糾正和修復，還將對安倍推行“新日本主義”所帶來的內外不安定感進行適度的調整。福田亮出的執政口號與改革理念是：“自立與共生”“希望與安心”。這樣一來，在野黨“逼宮”就顯得力不從心了，似乎很難找到批評執政黨的借口。

　　當然，作為參議院第一大黨的民主黨不會放過任何可能實現“政權輪替”的機會，促使眾議院提前解散并進行大選仍是其既定目標，福田新內閣可能只有半年的喘息之機。

　　日前，福田借競選之機已向在野黨釋放善意，表示愿意就延長《反恐特措法》與民主黨協商，甚至在解散眾議院的問題上也準備“商量解散”。福田對國內各派勢力的包容性，以及他在外交領域所表現出來的嫻熟技巧，將成為他在困難時期執掌政權的資本。

　　眾議院提前大選之后的日本政局還無法估量，但那必將是日本新一輪的政界重組。自民黨可能失敗，民主黨終于實現夢寐以求的“政權輪替”。但同時更有可能的是，朝野兩大黨分裂后重新組合并聯合執政。

　　福田新內閣如果誕生，在短期內能夠做出的政績有兩個：一個是迅速改善與朝鮮的外交關系；另一個就是打出“新福田主義”招牌。

　　與安倍、麻生在對朝外交上持強硬立場相比，福田一直強調對話的必要性。2002年，“日朝平壤宣言”簽訂時，小泉、福田被國內的保守派批評為“對朝軟弱派”。日前，福田向媒體表示，“自己要親手解決北朝鮮問題”。

　　另外，與安倍在“靖國問題”上的曖昧立場不同，福田明確表示，如果擔任首相將不去參拜靖國神社。作為一個國家的首腦，向國際社會發出明確的信息，既可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同時也是一種自信的表現。

　　戰后，日本的亞洲外交政策隨其亞洲觀的變遷而得到調整。1957年，日本明確了自己“亞洲一員”的身份。但是由于當時處于冷戰時期，日本無法兌現自己的亞洲外交政策，這種狀況得到改觀是在20年后的福田赳夫內閣時期。

　　1977年8月18日，當時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馬尼拉發表了日本對東南亞政策的基本原則：“第一，我國決心走和平道路，不做軍事大國，基于此立場，我們愿為東南亞以及世界和平做貢獻；第二，我國愿與東南亞各國之間不僅構筑政治、經濟上的信賴關系，還要在社會、文化等廣泛領域里構筑一種作為真正朋友的心交心的相互信賴關系；第三，我國將站在‘平等合作者’的立場上為整個亞洲的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這就是所謂的“福田主義”，是曾經侵略過亞洲的日本在反省歷史的基礎上對整個亞洲做出的“新交代”，也是戰后日本對其亞洲外交政策所做的一次最明了的宣示。

　　福田康夫是否會繼承其父的“和平主義”亞洲外交路線，成為許多觀察家關注的問題。我們期待著隨“新福田主義”的出臺，中日“戰略互惠關系”能有更充實的內容。可以預見的是，福田新內閣如果誕生，中日關系將持續平穩地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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