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佚名

　　在中國當代政治社會學的新語匯中，有一個詞正在獲得越來越突出的地位——“情婦”。

　　無論是天津市政協前主席宋平順自殺身亡案，還是濟南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段義和涉嫌謀殺案，乃至內情尚未公之于眾的山東省委副書記杜世成經濟案，“情婦”都為相關事件的中心角色或中心角色之一。雖然中國公眾對于貪官養情婦現象之普遍已不吃驚，但情婦在涉嫌腐敗官員活動中的作用如此突出，乃至“貪”與“色”相關聯，最終使“色”全然超出個人私德的范疇，而成為釀成刑罪的一大淵藪，還是相當觸目驚心�；叵虢�年來同類案件，可見貪官以權貪色霸色，再經色路而貪錢洗錢，已成為一種富有“中國特色”的腐敗模式。

　　由此，在2007年7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兩高意見”)中，在“特定關系人”里加入了“情婦(夫)”的概念。

　　“情婦”進入司法解釋，立即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也引發了一些不同意見。多數人表示贊同，認為權-錢-色交易軸心既然事實存在，法網不應疏漏；少數人也表達了擔憂，覺得“情婦”本身難以準確定義，實踐中易出誤差。在此，我們支持前一種意見。

　　誠然，“情婦”本身屬于私德問題，政府官員養情婦并不等于腐敗犯罪，道德與敗德、罪與非罪的界線是清楚的。但此次司法解釋明確“情婦(夫)”為“特定關系人”，適用于官員受賄案的相關定性，并非以德代法，而是準確地反映了中國當前特定時期、特定政治生態下的現實。在一般情形下，“情婦(夫)”這一概念本可并入“共同利益關系人”之中，但“兩高意見”被迫專列此項，主要囿于中國“貪官—情婦”模式的復雜現實，已不足以用一般概念去框定。在法社會學意義上，這正體現了實踐的智慧，適應了中國當前反腐敗的需要。事實上，近年來貪官借情婦受賄早已納入打擊范圍。

　　“情婦”進入司法解釋，也是一種司法政策的表述。在中國迄今為止的政治法律體系下，這種表述第一次昭示了政府官員的情感和性私德與政治品德之間的關系、與公共事務之間的關系(它幾乎必然涉及商業利益以及公共福利等幾乎所有公共利益問題)、與官員政治前途之間的關系、與公共道德之間的關系。人們已經看到，當今屢見不鮮的“貪官—情婦”模式，在腐蝕官員的同時，也在腐蝕正常的政治行為、經濟行動以及社會道德觀念，危及了三個維度的健康運行，使國家與社會全方位受損。在這一背景下，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昭示官員情感私德的嚴肅政治意味，具有強烈的現實積極意義，極具警示性。

　　當然，“情婦”進入有關受賄罪的司法解釋，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增加公眾對政府高級官員私德的關注。不過，將政府高級官員的私生活與其公共角色相聯系，并非中國首創，在完善的法治社會中，有著更加嚴格的制度安排。身為政治人物而適當犧牲隱私也屬必然。在民主狀態下，政府官員的隱私生活所受到的法律保護，往往低于普通公民的隱私生活。如果媒體報道一個普通公民的婚外性生活可能會吃官司，被訴侵犯隱私權。但是官員的婚外情感、性生活就會成為社會質疑的對象，一旦媒體報道，經常會成為丑聞。在民主狀態下，政府官員理應更具道德自律性，而社會對官員的道德要求比對普通公民要求更高，這是社會清明、道德風尚嚴謹的必備條件之一。中國理應在這一層次上更多一些對于政府官員的監督和約束。

　　不過，以情婦(夫)關系在受賄案中進行相應定性，確實存在某些司法技術上的難點。應當看到，“情婦(夫)”概念畢竟不是嚴格的法律概念。鑒于性、情的私密性特征，在司法過程中對情人做出嚴密界定存有困難，而偵查手段的采用又極易與維護隱私權的基本法律原則相沖突。這也是司法實踐中需要恰當把握的重要環節。

　　恰如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振川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指出，“反腐敗是一個系統工程”。割除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貪官—情婦”毒瘤，必然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但無論如何，情婦這類在權-錢-色腐敗鏈中扮演樞紐角色的“特定關系人”，從此不在法律的威懾之外。

　　(摘自《財經•雙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