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舒 眉

　　除了看得到的成績外，戴相龍留下的還有“從無豪言壯語，只談解決問題”的行事風格，而與一些口才出眾的官員不同，他在自己執政天津的5年間，沒有留下更多值得天津官員記憶的話語。

　　直到卸任天津市長，即將告別之時，戴相龍才對曾經的屬下流露自己的情感：“5年了，我已經是一個天津人了。”

　　如果在戴氏 “做事”風格的堅持之下，社保基金空賬運行的問題能得以一定程度的解決，他所創造的歷史功績，絕不亞于他在天津施政的成績。

　　“財神爺”來了

　　2003年年初，戴相龍在天津的一場音樂會上首次以市長身份露面時，市民報以近10分鐘的掌聲。很多人說：“天津解放55年，好容易盼來了個‘財神爺’，希望今后發展的步子更大些。”

　　天津人期待這位“財神爺”能幫助天津人重新找回在全球化時代、在上升期中國經濟版圖中應有的位置。

　　有著600年歷史的天津衛，100年前與上海齊名的北方金融中心，建國以后開始向工業城市轉變，一直到1980年代，天津在經濟實力和工業產值方面都僅次于上海，居全國第二。

　　然而，進入1990年代后，天津在全國的經濟地位不斷下降——1990年代初被廣州超過，1990年代末又被深圳超過，2002年又落后于蘇南明星蘇州，到2004年，天津GDP總量在全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港澳臺和西藏除外)排名中，位列18。

　　計劃經濟時代的領先，恰恰是市場經濟時代天津的負擔，大量的國企效益不好，下崗工人大量出現。

　　同時，并不寬裕的財政狀況同樣讓城市建設捉襟見肘，市區公共基礎設施功能落伍，日趨老化，天津甚至被戲稱為“全國最大的縣城”。要實現復興，天津無疑需要巨量的資金。

　　這位前任央行行長為天津注射了一針強心劑。

　　為解決資金不足這個最大的瓶頸，戴相龍以土地和土地收益權作抵押，吸收金融機構的長期貸款搞市政建設，5年總投資超過7000億元。這是什么概念？落實到城鄉合計1000萬人口的天津頭上，就是每年人均投資超過1萬元，5年累計超過7萬元。

　　這招一改過去依靠政府財政撥款搞城建的傳統理念，整治了土地交易秩序，緩解了財政壓力，同時加快了天津發展的步伐。

　　據統計，戴相龍任天津市長5年，是天津市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最平穩的5年：整體經濟持續增長，GDP突破5000億元，位列第六，年均增長15%；財政收入突破1200億元，年均增長26.1%；城鄉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人民年均收入增長10%以上。“財神爺”是普通市民眼中的戴相龍，而在天津本地一位經濟學者看來，戴是“金融市長”，“他帶來的改變最大還是觀念上，”他說，“他讓天津樹立了發展經濟，優先發展金融的觀念”。

　　戴相龍上任后首個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明確提出，要加快發展金融、物流、商貿會展、房地產等四個主導產業；他又明確提出要推進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設。

　　要實現這個目標，必然會與近鄰北京競爭。戴相龍巧妙避開北京，把天津金融業目標定位在：加快建立和完善與北方重要經濟中心相適應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為天津建設面向世界的現代加工制造基地、國際物流中心和國際港口大都市提供優質服務。

　　5年來，天津市打造金融高地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天津金融所發生的變化也有目共睹。

　　首先就是2005年12月31日，渤海銀行正式掛牌，這是1996年后，國務院批準的第一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從去天津的第二年開始，戴相龍就直接推動渤海銀行的籌建。

　　2005年6月，在國務院批復天津濱海新區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時，幾乎允許所有的金融創新和改革在這里“先行先試”。

　　2006年12月30日，渤海產業基金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只人民幣產業投資基金。此外，目前天津也是OTC(非上市公司的股權交易平臺)市場的強有力競爭者之一。

　　“天津很久沒像現在這么轟動了。”市民這樣感嘆。顯然，“戴式烙印”已影響了天津的發展方向。

　　當戴離任的一剎那，才發現其身后留下了長長的成績單：空客、中新生態城等巨型項目紛紛落戶天津。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其任內，天津濱海新區成為全國的金融改革試驗區，圍繞展開的一系列“先行先試”，離金融中心只有一步之遙。

　　在天津各界看來，戴相龍執政天津5年，始終保持著其金融家的本色，他發揮所長，為天津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金融業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除了看得到的成績，戴相龍留下的還有“從無豪言壯語，只談解決問題”的行事風格。執政天津5年間，他沒留下更多值得天津官員記憶的話語。一位辦公廳人士向記者評價，戴相龍在所有會議上的講話，沒有抑揚頓挫，很難聽到那些激動人心的話語。

　　濱海新區管委會一位官員介紹，在2006年濱海獲批“綜合改革配套試點”一年后，2007年的“兩會”召開之前，對于外界普遍關注的“綜合改革配套實施方案”，戴相龍表態卻十分平緩。“已經一年了，我想我們應該加緊和中央各部委磋商，讓綜合改革配套試點的實施方案盡快有一個結果。”這位官員向記者證實，這就是戴相龍的原話，直到卸任天津市長，即將告別之時，戴相龍才對曾經的屬下流露自己的情感：“5年了，我已經是一個天津人了。”

　　養命錢“守門人”

　　從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到協助“天津復興”，64歲的戴相龍已經習慣了對“難題”作答。這一次，他將面對一道更加嚴峻的考題——全國社保基金。

　　全國社保基金會成立于2000年8月，主要用于滿足今后人口老齡化高峰時期的社會保障需要。其使命是在穩健投資的前提下實現保值增值。截至2007年6月底,全國社保基金按市值計算超過4000億元。

　　但這離前理事長項懷誠設想中的1萬億元甚至2萬億元的規模，還有很大距離。這一重任落在了戴相龍身上。

　　更大的挑戰是，這筆“養老錢”已帶著近3000億元“空賬”運行多年。新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為每一個參加養老保險的員工都建立了個人賬戶，但是由于之前沒有資金積累，大部分地方政府通常采用將員工繳納的個人賬戶資金挪入社會賬戶的方式，彌補空賬運行的“空洞”。

　　由于社保基金空賬影響的滯后性，它的運行風險，以及可能在未來導致的支付危機往往并不足以引起當下公眾的關注，而事實上，這是一個遠比住房、醫療問題波及面更廣、影響更大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部分空賬，中央政府在歷史上采用了國有股減持等一系列手段，試圖加以彌補。但是，由于牽涉利益眾多，多種手段雖然實施，但均在利益各方的壓力之下，無果而終。“多渠道籌集資金、進一步提高資金的運用收益，任何時候都是社保基金理事會的頭等大事。”一位專家說。

　　戴相龍常說，“我是學會計的。”他畢業于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現中央財經大學)會計系財務會計專業。擅長算賬的戴相龍如何為全國百姓管好這本賬是他的新挑戰，也是新的機會。“他上任以來，要求我們提供各方面情況的報告，內容要求很詳實，他看得相當細致。”一位社保基金的工作人員透露。“看得出來，他是很有事業心的人。”他這樣評價他們的新領導。“蘇州會議之后，關于社保基金下一步如何運作，相信他已經有了思路。”上述工作人員說。

　　如果在戴氏“做事”風格的堅持之下，社保基金空賬運行的問題能得以一定程度的解決，他所創造的歷史功績，絕不亞于他在天津施政的成績。

　　在中國改革開放已進入第三十個年頭之時，諸如國有企業改制等一系列改革工作，都已進入到最為核心的階段，而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無疑將成為改革攻堅的主要后盾。

　　時年64歲，戴相龍的新考試或許才剛剛開始。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