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解放之后，上海青幫大亨杜月笙遠走香港，臨老且病之時，即使蔣介石頻頻召喚，杜就是不愿意去臺灣。他為什么不去臺灣？這與1949年7月間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一篇嚴厲批判杜的社論有關。

　　杜月笙建議封鎖沿海各港

　　1949年6月，杜月笙修書一封給蔣介石稱，所幸上海港口遭國民黨海軍封鎖，客居香江的滬上企業(yè)家有家歸不得，只得暫留香港。杜建議蔣，要讓滬上商人斷絕了返鄉(xiāng)的念頭，索性還是“封鎖沿海各港”。

　　1948年11月1日，保密局呈給蔣介石一份密電，直接道出杜月笙采取反制手段，報復國民黨當局“經濟管制”的幕后原因：

　　保密局(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南京徐自強函呈：滬市經濟管制失敗之內幕。青年黨《中華時報》發(fā)行人宋益清，向曾琦報告稱，滬經濟管制之失敗，系政府既懲辦杜維屏破壞金融案于前，不應放縱孔令侃大量囤積于后，致使杜月笙極度不滿，將所能控制之工廠，均以原料缺乏為辭，逐漸停止開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搶購風潮，藉以報復。呈閱。

　　上海“經濟管制”失敗，蔣經國黯然下臺。不久，淮海戰(zhàn)役兵敗如山倒，蔣介石被迫下野，僅能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老家奉化溪口遙控國民黨軍政首長。

　　倏忽之間，已到1949年6月間，客居香江的杜月笙，修書一封，寄到臺北草山(即后來的陽明山)“總裁辦公室”給蔣介石。杜月笙信中告訴蔣介石，他將盡力勸阻滬上企業(yè)領袖返回上海。這些企業(yè)家個個身懷巨資，他們的動向決定了中國金脈的流向。此時旅居香港的上海工商領袖，在北京方面的不斷勸導之下，紛紛表示要回上海，重拾舊產業(yè)。

　　杜月笙信上聲稱，所幸上海港口遭國民黨海軍封鎖，這批人有家歸不得，只得暫留香江。杜建議蔣，要讓滬上商人斷絕了返鄉(xiāng)的念頭，索性還是“封鎖沿海各港”。

　　蔣介石隨即回復杜月笙：“……至建議封鎖沿海各港一節(jié)，政府業(yè)已決定一律停止開放，先生此次毅然離滬，足征國家民族意識之堅強，佩慰奚如。……際此盛暑，至希加意珍衛(wèi)，余不一一。順頌近祺中正手啟。”

　　蔣介石擔心江浙商人挾巨資返回已解放的上海，如此，內戰(zhàn)局勢將更不利于國民黨。故而，蔣三番兩次命洪蘭友(時任“國民大會”秘書長)、王新衡、潘公展(曾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等人，絡繹于途，不斷聯系杜月笙。在蔣的心目中，杜月笙當前最大的利用價值，就是拴住旅港的上海企業(yè)家，不讓他們連人帶錢重返上海。

　　《中央日報》點名狠批杜月笙

　　《中央日報》發(fā)表社論，稱杜月笙為“買辦流氓”、“土豪劣紳”、“時代渣滓”，并且將蔣經國上海打老虎限價政策的潰敗，說成是受到杜月笙“逆襲”而崩潰。

　　然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就在洪蘭友受蔣介石之命，赴港探望杜月笙之后，報社已遷往臺北的《中央日報》，突然在7月18號刊出了一篇以《本黨歷史的新頁》為題的社論，點名直指杜月笙是“買辦流氓、土豪劣紳”。

　　這篇社論，以提出“三點意見”為名目，開宗明義，揭開了聲色俱厲的批判序幕：“……過去黨中若干有力的同志為了避免改造政治社會的麻煩，也為了自己的利益，便丟開主義而各行其是。在上海、漢口、平、津及廣州的同志，都在有意無意之間和買辦流氓妥協，在其它各省市的同志，亦均與土豪劣紳結不解的政治緣。”

　　社論以空前高調的語氣聲稱：“買辦流氓、土豪劣紳，本都是時代的渣滓，應在肅清之列，但由于一些有力同志的畏難茍安，不去肅清他們，結果他們的勢力就反而壯大起來，變成了各地的實際統(tǒng)治者。別的且不說：上海為什么變成最容易發(fā)炎的盲腸？豈不是因為它早成為‘聞人’的天下？這聞人也者就是流氓頭的代名。那些流氓頭是由吾黨同志一手提拔起來的，但在它的羽翼豐滿之后，就幾乎變成了上海的皇帝。我們只要看上海參議會議長一席竟是聞人杜月笙辭而不就的位置，以及去年上海的限價政策之突然受到聞人的逆襲而崩潰，都可以想見那些‘聞人’之已取得上海實際統(tǒng)治權，與夫我們少數同志養(yǎng)虎貽患的不智。”

　　《中央日報》稱杜月笙為“買辦流氓”、“土豪劣紳”、“時代渣滓”，并且將蔣經國上海打老虎限價政策的潰敗，說成是受到杜月笙“逆襲”而崩潰。

　　文章接著說道：“現在我們不能再妥協下去了，也不容再茍安下去了……就是買辦、流氓、土豪、劣紳乃至于若干軍閥的殘余勢力，也應該加以掃蕩。……買辦、流氓、土豪、劣紳，既是軍閥的余孽，也是三民主義前途的障礙，不肅清這些障礙，我們就永遠沒有方法可以推行，以實現三民主義為目標之政治的經濟的措施。”

　　不可思議的是，社論在字里行間挑明了是要幫一向以“青年導師”自居的蔣經國發(fā)聲，無形中把寫這篇社論者的底牌泄了光：“本黨應將‘戡亂建國’任務的大部分，交給青年去執(zhí)行……其實，所有能寫下可歌可泣歷史的人，多半是青年，或是善于領導青年的人……我們希望中樞能劃出一部分‘戡亂建國’的工作交給青年，一方面讓多數正苦沒有出路的青年得到工作，一方面讓青年的熱誠轉化為‘戡亂建國’的行動，務使本黨能從此進入更活躍的青年期，然后‘戡亂’的最后勝利才會屬于本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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