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口述／齊心(習近平母親)

　　“我不僅是個好爸爸，而且是個好丈夫。”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這樣對別人說。

　　習仲勛的妻子、習近平的母親齊心曾在《大往事》一書中，回顧了她和丈夫風雨相伴的55年，她敘述中的習仲勛，是一個好丈夫，更是一個細膩的父親。他業余時間最大的樂趣就是照顧孩子，和孩子游戲。他特別重視從嚴教子，兩個兒子從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布鞋，習近平因同學笑話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時，習仲勛卻對他說：“染染穿一樣。”在他的影響下，勤儉節約成了家風。

　　求婚時讓我寫自傳交給他

　　如果把人生比作長河的話，我和仲勛相伴55年，可算是度過大半輩子了。

　　1943年4月，西北局從延安大學中學部抽調一批青年同志到綏德師范和米脂中學以學生身份開展工作，當時，我是帶隊人之一。習仲勛是剛剛到任不久的綏德地委書記。不久全邊區開展防奸運動時，他來校作動員報告，我第一次遠遠見到了他。

　　也是在這一年的夏天，我們有了第一次相遇。一個星期天，我從集體宿舍經教室走過時，突然看到迎面而來的仲勛，他正從楊濱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來。突然見到習書記，我趕緊給他行了一個軍禮。他看到了我，親切地向我微笑著，點了點頭，雖然只是匆匆而過，那一瞬卻給我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

　　隨著防奸運動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搶救失足者運動”的影響，一時間，逼供信、假坦白的氣氛也籠罩在綏師的上空。習仲勛對此非常重視，把我和姚學融、白樹吉等學生代表叫到地委談話。他提醒我們，應該對在搶救運動中出現的“偏差”進行抵制。并循循善誘地讓我們總結經驗，實事求是地做學生思想工作，幫助地委扭轉假坦白造成的混亂局面。這次談話，仲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態度以及獨特的語言魅力。

　　這個階段，我作為黨員學生參加了綏師總支委開會，經常作為學生代表擔任主席團成員。由此我和仲勛在工作中見面的機會就增多了。即便是見不到面時，他也經常給我寫信，仲勛對我的信任，無疑是對我的一種鼓勵。

　　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談到了婚姻大事。他寫信說：“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要解決好”，并請李華生、宋養初和我談話，幫助我打消心中的顧慮。仲勛還告訴我，抗大總校教育長何長工同志曾寫信向他介紹我，說他認識我的姐姐，而且見過我的父親，說我是到延安后才長大的。仲勛讓我寫了一個自傳直接交給他。當時的我，用我姐姐齊云的話說：“我妹妹是一張白紙”，因此，“自傳”也就相當的簡單。

　　有趣的是，當仲勛看到我的自傳中寫到我為早日參加革命隊伍，曾盲目地從家里偷跑過兩次，而兩次都被父親追了回去時，他笑了，說：“我年輕的時候也和你一樣”。但在當時，我對仲勛的歷史卻不了解，他只在信中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他是陜甘蘇區創建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不久，經組織批準，我和仲勛在綏德結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綏德地委后院的一個窯洞里，舉行了我們的婚禮。這天上午各方人士來了不少，都向我們表示慶賀。其中有我們的證婚人、時任抗大總校教育長、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長的何長工，李井泉(抗大總校負責人之一)，獨一旅旅長王尚榮，政治部主任楊琪良，綏德專署正、副專員袁任遠、楊和亭，地委副書記自治民等。那天，時任綏德地區保安處長、被稱為“中國的福爾摩斯”的布魯同志還給我和仲勛拍了兩張相片留念。婚禮上我和仲勛及以上幾位來賓同桌吃了一餐飯。這在當時的條件下，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禮了。

　　婚后，仲勛對我說：“從此以后，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艱難的歲月里，作為革命的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的過多關照。這一年的夏天，我在綏師剛畢業，就去農村基層工作了。

　　“我不僅是個好爸爸，而且是個好丈夫”

　　1949年3月1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了，仲勛的秘書黃植立即電告正在西柏坡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的仲勛，慶賀我們得了一位千金。這就是由我母親親自取名為“橋橋”(她出生在延安橋兒溝中央醫院，原魯迅藝術學院校址)的女兒。

　　仲勛同志非常愛女兒，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滿月的橋橋抱在懷里。記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尿了他一身，見此，我尷尬得不知所措，仲勛卻笑著說：“子屎不臭，子屎不臭”。自從橋橋降生以后，只要仲勛工作稍有間隙，就會把女兒抱來看看，有時他還親自為孩子拍照片。當橋橋稍大一點時，仲勛如有機會就帶著她外出活動。

　　盡管仲勛非常疼愛孩子，但他對孩子從不嬌慣。記得我在參加長安縣“三反五反”試點時，仲勛曾在一個星期天帶橋橋(兩歲左右)到長安縣檢查工作，順便讓孩子看看我，因為女兒總要找媽媽。傍晚，當他們就要回西安時，橋橋撲到我的懷里大哭起來，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兒滿是眼淚的小臉，我動心了。想想晚上沒有什么活動，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車趕回縣委所在地，不至延誤工作。但仲勛考慮影響沒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著哭喊著媽媽的橋橋離開了我。

　　1952年秋，仲勛先到了北京，任中宣部部長，我帶著橋橋和安安(尚未斷奶的小女兒)于年底來到北京，一家人終于團聚了。1953年，我們把4歲的橋橋送入北海幼兒園，原因是我已在馬列學院學習，照顧不了孩子。可是，每當周末結束往回送孩子時，橋橋就會哭個不停，有一次竟哭暈在爸爸的懷里。但等她一緩過氣來，仲勛還是送心愛的女兒去了幼兒園。我那時的感受，凡是做過母親的人是能夠想象到的。為了我能安心工作和學習，仲勛硬讓小女兒靠吃奶粉長大。

　　我工作在頤和園附近的中央黨校，家卻住東城區。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大都是晚上8點鐘了，星期日晚上還趕回單位以不影響第二天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勛一起參加周末的文娛活動了，常常是他獨自帶著孩子們去參加周末活動。周恩來總理十分關心仲勛(仲勛任國務院秘書長長達10年之久，可以說多數時間都是和周總理在一起的)。每當見到仲勛獨自帶著孩子們參加活動時，總理就要問：“怎么見不到齊心同志呢？”

　　來京后，我又生下兩個男孩兒近平和遠平，他們都是10個月就斷奶送回家，由仲勛照顧的。當有人稱贊仲勛是一個好爸爸時，仲勛便補充說：“我不僅是個好爸爸，而且是個好丈夫。”我在馬列學院學習后被留在中央黨校工作，單位離家較遠，所以和家人總是離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們放寒暑假時，我更是管不了他們。盡管每個星期天晚間去上班時，我都是伴著孩子們依依惜別的“媽媽再見!媽媽再見!”聲離開家的，但我卻從沒考慮過是否和孩子們多呆上一會兒，甚至是否調換一下工作，離家近一些。那時，我心里想的就是服從組織安排，不能耽誤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沒有請過假。

　　而對于時任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仲勛來說，他寧愿在業余時間多照管孩子們一些，有時還要給四個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時我們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這期間家里沒有請保姆。對此，他視之為天倫之樂。尤其是當孩子們與他摔打著玩時，仲勛總是開心極了。

　　也許是仲勛特愛孩子的緣故，他特別重視從嚴教子。兩個兒子從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布鞋，記得近平因同學笑話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時，仲勛卻對他說：“染染穿一樣。”就是在仲勛的影響下，勤儉節約成了我們的家風。

　　“文化大革命”中，仲勛受迫害長達16年之久。在仲勛受審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們也都受到了株連。“文革”中我因沒有和習仲勛劃清界限一直在受審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單。僅在“五七干校”勞動就有7年之余。三個大一點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團或插隊，留在身邊的小兒子遠平在普及高中時，被剝奪了升學的權利，還是在老戰友的幫助下才當上了車工學徒。這段時間對我和孩子們來說，可以說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全家人都很堅強。

　　從1966年仲勛被批斗、隔離開始，家人就很難相見。1972年冬，姐姐給我來信說：我們的母親將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見上一面，請求干校批準我回京探親。我得到了準許。同時，我的孩子們也因此有了機會從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團聚了。我和孩子們商量，決定給總理寫信，要求見仲勛。我們在信中提出了幾點請求：(1)我和孩子們已經多年未見到仲勛了，請求總理讓我們母子早日見到他；(2)我們在北京已無住房，要求解決住房問題；(3)存款早已凍結，希望解凍一部分存款維持生活。周總理很快對我們的要求作了批復，滿足了我們的要求。

　　我們終于見到了關押中的仲勛。我早有思想準備，心里一次次地囑咐自己“一定要堅強”，但是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當仲勛見到我和孩子們時竟流了淚。他連連說：“這是高興的。”由于多年的分離，他分不清橋橋和安安，更認不得已經長成小伙子的兒子們。在臨回干校前，我又要求會見了仲勛一次，并借此機會將他穿破的舊衣服全部更換了一下。從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勛，和孩子們也有團聚的機會了。

　　(摘自《青年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