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流行時代：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流行指數：★★☆☆☆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周游世界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春天，一個詩人死了。

　　1989年3月26日，查海生躺在了鐵軌上。

　　查海生隨身帶了四本書：《新舊約全書》、《瓦爾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說選》。他身上還有一張紙，寫著“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

　　他的筆名叫“海子”，用這個名字寫下的最后一首詩叫《春天，十個海子》：“春天，十個海子全都復活……”

　　這一年，他25歲。

　　他不會想到，在他離開這個世界以后，上世紀九十年代，曾一度引發全國范圍的海子詩歌熱潮。而他的死亡，也成為學界熱議的話題。

　　2001年4月28日，海子與詩人郭路生(食指)共同獲得第三屆人民文學獎詩歌獎。

　　直到今天，安徽省懷寧縣高河鎮查家灣，海子出生的小村莊，每年依然有無數的人前來，他們到海子墓前祭拜，也到海子的家里去看看。

　　從鄉村到城市

　　我無限的熱愛著新的一日今天的太陽今天的馬今天的花楸樹使我健康富足擁有一生———摘自海子《幸福一日》1979年，海子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得以離開生養他的小村莊，走進龐大繁華的首都，眼界大開。

　　這一年，全國有近470萬人報考各類大學。這一年，電視臺開始播出商業廣告，皮爾卡丹率領12名法國姑娘在北京舉行了服裝表演，高倉健正在流行。

　　海子的老鄉、詩人簡寧說：“如果不是高考，我想至少還要推遲五六年的時間，我們才能隨著一股股打工的民工潮進入城市，才有機會見識所謂的現代文明。”已故詩人葦岸留下的日記中，是這樣描述對海子的第一印象的：“一個衣著隨便，戴舊色眼鏡，瘦小的，外省少年形象的詩人。”在葦岸看來，這個寂寂無名的“外省少年”，“身上顯示著早慧和天才的變象。”他形容海子“涉世簡單，閱讀淵博，像海水一樣單純而深厚”。

　　1983年，從北大畢業后，海子被分配到中國政法大學哲學教研室工作，他講的美學課很受學生們歡迎，學生們也知道這位年輕的老師是個詩人，經常要求他在下課前朗誦詩歌。海子的詩歌創作也在參加工作后走上正軌，他寫下了前期的一些重要詩篇，如作于1984年10月的《亞洲銅》：亞洲銅亞洲銅

　　祖父死在這里父親死在這里我也會死在這里你是唯一的一塊埋人的地方……

　　詩評家奚密認為，銅的顏色和質地隱射中國北方堅硬強悍的黃土地，海子眼中的中國，是“一塊深藏在亞洲大地下堅實的礦苗”。

　　“海子是農業的兒子，他迷戀泥土。”海子好友、詩人西川說，“對于伴隨著時代發展而消亡的某些東西，他自然傷感于心。”海子的父親查振全、母親操采菊都是農民，他們并不理解那些詩歌，只知道兒子在北京，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據說在家里，他的農民父親甚至有點兒不敢跟他說話，因為他是一位大學老師。”西川說，1989年初，海子回了一趟安徽老家，感到巨大的荒涼。“有些你熟悉的東西再也找不到了。”海子向好友描述自己的心境：“你在家鄉完全變成了個陌生人！”

　　昌平的孤獨與夢想

　　萬人都要將火熄滅我一人獨將此火高高舉起此火為大開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國和所有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摘自海子《祖國，或以夢為馬》中國政法大學新校區在昌平，距北京中心城區30多公里。

　　1983年秋到1989年春，海子就住在這里。

　　西川最后一次走進海子的兩間小屋，是來為他整理遺物。門廳里貼著印刷的一張梵·高油畫《阿爾療養院庭院》，桌子上放著海子從西藏背回來的兩塊喇嘛教石質浮雕，書架上擺得滿滿，里屋的桌子上也是書，包括海子珍愛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

　　“很顯然，在主人離去前，這兩間屋子被打掃過。”西川形容，“干干凈凈，像一座墳墓。”海子在昌平的生活，是孤獨的。房間里沒有電視機和收音機，主人不會跳舞、游泳，甚至不會騎自行車。

　　那兩年的中國社會蕩漾在澎湃的激情里，一幫青年畫家掀起了藝術觀念的革命，《黃土地》、《紅高粱》刷新著青年人的視野。

　　而這一切與海子仿佛毫無關系，他在自己的詩歌世界里，沉湎于心靈的孤獨之旅。

　　1986年夏，西川去看望海子，拉他去看了惟一的一次電影———根據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改編的蘇聯電影《白癡》。

　　葦岸當時也住在昌平，和海子偶有來往。1987年5月19日，海子到葦岸的住所找書。“海子來找關于大地本身的書，不是小說，也不是土壤或地貌的教科書。”葦岸在日記里寫道，“他說至今還沒有看到一部這樣的書，梭羅的《瓦爾登湖》沾點邊。”后來，海子還送給葦岸一本挪威作家海雅達爾的《孤筏重洋》。

　　這兩本書，海子死時都帶在身邊。

　　葦岸有時也去海子的宿舍看他。1988年7月7日，海子的模樣嚇了葦岸一跳：“開門的海子長發抵肩，臉帶傷痕。他指給我看屋角扔著的一堆空酒瓶，酒瓶無色，都是純酒。他每日大量飲酒，須發繞臉一周。”海子告訴葦岸，前兩天他在餐館喝酒，跟旁邊的人打了起來，對方的拳頭打碎了他的眼鏡。

　　“傷反而使他感覺舒暢一些，他仿佛從某種極端狀態中得到了解脫。”這種“極端狀態”，便是他與孤獨為伴的瘋狂寫作。西川描述海子的日常生活狀態是：每天晚上寫作直至第二天早上7點，整個上午睡覺，整個下午讀書，間或吃點東西，晚上7點以后繼續開始工作。“這些山嶺不會知道，一個詩人每天面對著它們，寫下了《土地》、《大扎撒》、《太陽》、《弒》、《天堂彌賽亞》等一系列作品。”西川說，“在這里，海子夢想著麥地、草原、少女、天堂以及所有遙遠的事物。”80年代中后期，以北島、舒婷為標志的朦朧詩時代已經過去，詩人先鋒與批判的鋒芒逐漸退隱，取而代之的是抒情，是自我理想的張揚，浪漫情緒的彌散和對于世俗生活的摒棄。而海子將抒情詩提到了哲學的高度。

　　那是一個理想洋溢、以夢為馬的年代。有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有一天海子走進昌平的一家飯館，他對飯館老板說：“我給大家朗誦我的詩，你能不能給我酒喝？”“我可以給你酒喝，”飯館老板說，“但你別在這兒朗誦。”

　　太陽與黑夜的獻詩

　　黑夜從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豐收后荒涼的大地黑夜從你內部升起———摘自海子《黑夜的獻詩》鮮血、頭蓋骨、尸體……海子的詩歌中，有著大量關于“死亡”的意象。

　　“海子是一個有自殺情結的人。”西川分析道，“我想海子是在死亡話題中沉浸太深了，這一切對海子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暗示。人說話應該避讖，而海子是一個不避讖的人，這使得他最終不可控制地朝自身的黑暗陷落。”1989年3月5日，葦岸到海子的宿舍去，看到他正在寫作。

　　詭異的是，海子桌下放著一只塑料水桶，他坐在椅子上，雙腳浸入冰涼的水里。葦岸很吃驚，乍暖還寒的北京早春，何苦如此？海子解釋說，很多作家寫作時都有怪癖。比如海明威一定要站著，卡波特要躺著構思，穆爾寫詩時會脫光衣服，等等。他需要這樣的刺激。

　　事實上，他正在建構一座宏大的詩歌王國，這項工作至死未完。海子留下了七部長詩，合稱《太陽·七部書》。像歷史上所有迷戀太陽的天才一樣，海子的生命也走向悲劇性的結局。

　　1989年3月25日上午，有人見到海子先到中國政法大學學院路校區轉了轉，然后從西直門乘車前往山海關。

　　第二天，從山海關至龍家營之間的一段火車慢行道處，傳來了海子臥軌自殺的消息。

　　詩人復活春天，十個海子全都復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這一野蠻而悲傷的海子你這么長久地沉睡到底是為了什么？———摘自海子《春天，十個海子》沒有人知道海子為何自殺，如同沒有人預見到，一生寂寞的海子，死后卻為眾人景仰。

　　“天天都有人來，學生最多。”海子的母親操采菊說，兒子死后這么多年，她見到無數來查灣村的陌生人，他們到海子墓前祭拜，也到家里來看看。

　　1982年到1989年，海子創作了近200萬字的作品。海子死后，其遺留手稿由好友西川等人陸續整理出版，在九十年代一度引發全國范圍的海子詩歌熱潮，海子之死也成為學界熱議的話題。

　　對此，西川認為，“很難說這里面沒有一點圍觀的味道。”但海子之死的意義或許在于，“在這樣一個缺乏精神和價值尺度的時代，有一個詩人自殺了，他逼使大家重新審視，認識詩歌與生命。”2001年4月28日，海子與詩人食指共同獲得第三屆人民文學獎詩歌獎。

　　“海子的極端使他成為八十年代理想主義的最佳代表，而他在八十年代末的驟然毀滅則是整整一代人的精神挫傷。”詩人夏島說，“人們的理想主義熱腦門猛烈地撞擊在迎面而來的九十年代上，在冷冰的商業精神下，他們失語了，迷惘，焦慮。”學者朱大可也指出：“九十年代在全民經商大潮下，雖有‘人文精神大討論’等文化思潮的興起，但也無法阻止知識分子陷入精神危機。”此時，詩歌成為人們宣泄、發表自我觀點的途徑。

　　葦岸在1990年3月26日，海子周年祭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海子含著泥土，來自大地的深處。他是民間的兒子，具有和諧的自然啟示的詩人……世界上缺少了詩人，我們的精神暗淡，大地垂首默默無言。”“有的是真喜歡他，喜歡他的人，他的詩。”操采菊這樣評價絡繹不絕的來客們，“也有雜七雜八的人，拿走家里的東西，就找不到了。”海子的遺物，包括一些手稿和書信，就曾被一些聲稱要搞研究的人拿走，在西川等海子生前好友幫忙下，追回了一部分。

　　當年，查家的兒子考上了北大，在這個小村莊轟動一時。操采菊說，鄉親們文化水平低，不知道這孩子做的是什么事情，只知道“他是個不簡單的人物。”20年來，每天都有人來到海子的墳前吊唁，大聲朗誦海子的詩。

　　今天，人們仍然需要詩。(記者武云溥)

　　　-新觀察

　　　他洞察了“我們時代的某個真相”

　　天才早夭的詩人海子來自鄉村，他的作品中經常出現一些鄉村生活的意象，如“雨水”、“村莊”、“河流”、“麥地”，他甚至會把女性變成“姐姐”這樣的純抒情元素。但他不是一位鄉土詩人、牧歌詩人或田園詩人。相反，他筆下的鄉村和土地，都處于某種激烈沖突當中，并且體現了這種沖突中感到失敗、無能為力和絕望的情感。

　　他寫于1987年的長詩(也最能夠代表他的詩歌成就)有一個短暫的題記：“土地死去了，用欲望能夠代替它嗎？”這種“土地”和“欲望”的沖突，貫穿了他全部的詩歌。

　　在這種沖突的背后，可以看作是現代化進程中“城市”和“鄉村”的沖突，更確切地說，是城市對于鄉村的背叛和剝奪，是鄉村被無情地遺棄和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