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4日電 香港《明報》14日刊登日本早稻田大學博士研究生張望的文章指出，日本人過分強調細節(jié)而忽視整體性的史實把握和價值判斷，因安倍晉三的“慰安婦”發(fā)言而在日本國內再度燃起的“慰安婦翻案問題”，多少亦和這一文化習性有關。摘錄如下：

　　但凡對日本文化稍有認識，很難不折服于其內涵之精致。一個“人形”(木偶)、一套茶具，甚至僅僅是一盒杯面，都包裝設計得精美細巧，且不乏創(chuàng)意。同樣，日本的歷史研究也有類似講究精細的傾向。同樣是研究五四運動，中國學者會研究“五四運動的起因”等大問題，日本學者卻傾向于考證“五四運動當天學生的示威路線”、“當時某個口號是由誰先提出的”這類小問題。

　　鉆研歷史細節(jié)有其好處，有利讀者了解事件發(fā)生的來龍去脈，但也有其弊端，容易因此而忽視事件的整體性質。因安倍晉三的“慰安婦”發(fā)言而在日本國內再度燃起的“慰安婦翻案問題”，多少亦和這一文化習性有關。

　　3月7日，《讀賣新聞》發(fā)表社論，為安倍晉三的“慰安婦”發(fā)言辯護。《讀賣新聞》在日本發(fā)行量第一，在日本是相當有影響力的全國性大報。去年8月敗戰(zhàn)紀念日前后，《讀賣新聞》曾刊登特集，反思日本戰(zhàn)犯的戰(zhàn)爭責任(雖然大部分著重于反思“令日本人自身卷入戰(zhàn)爭的責任”)，因此該報在日本談不上是極右反華報章。安倍晉三的“慰安婦”發(fā)言，或許有其提高支持率的政治目的，也可能出自其個人的右傾政治信念，但看《讀賣新聞》，有助于了解一般日本人理解事物的方式。

　　《讀賣新聞》的社論認為：安倍晉三的發(fā)言強調的是“狹義論”，即強調根據(jù)目前日本政府的調查和國內掌握的史料，沒有發(fā)現(xiàn)證據(jù)顯示日軍“有組織”地闖入民宅強征慰安婦。但另外，日本政府并不否認所謂“中間人”對婦女的強制行為，因此安倍承認“廣義”上的“強征慰安婦論”。《讀賣新聞》還稱，一部分日本國會議員和傳媒對“強制性”的擴大解釋，令外界產生誤解。

　　《讀賣新聞》的論調從學術上來看或許有一定根據(jù)，即不少日本人的確非常認真地強調“要忠于歷史事實”(甚至在細節(jié)層面)、“要有直接證據(jù)””。但我的感覺是，一部分日本人在理解“慰安婦問題”時，其實又犯了“過分糾葛于細節(jié)”的老毛病。

　　對于《讀賣新聞》的社論，我的疑問是：

　　一、日方稱沒有發(fā)現(xiàn)戰(zhàn)時日軍“組織性”的強征慰安婦的歷史文件，但這并不代表當時各殖民地實際上沒有發(fā)生“組織性”的強征。對亞洲各國學者發(fā)現(xiàn)的有關戰(zhàn)時日本殖民政府參與強征慰安婦的證據(jù)，又作如何解釋？

　　二、退一步說，就算找不到軍隊“組織性”強征慰安婦的直接證據(jù)，對“非組織性”的個別強征，日本政府難道就不需為此負上責任嗎？

　　三、再退一步說，就算找不到軍隊強征慰安婦的直接證據(jù)，對所謂“中間人”對婦女的強制行為，日本政府難道也一點責任也沒有嗎？

　　說到底，問題的根本，在于對“慰安婦問題”事件本身整體的定性。“強制性”、“罪惡性”和“反人道”是對事件整體性質的價值判斷，“有沒有組織性”、“日軍是否直接參與強征”只是程度的問題，不能和事件整體性質相提并論。

　　“過分執(zhí)著于細節(jié)”的文化習性，不只“慰安婦問題”一例。談“盧溝橋事變”，部分日本學者糾纏在“誰開了第一槍”；談“南京大屠殺”，不少日本人又糾纏在“遇害人數(shù)的多少”。探究歷史細節(jié)真相本身值得肯定，中國方面的研究的確也有很多不足之處，但過分強調細節(jié)而忽視整體性的史實把握和價值判斷，則不免令中國人懷疑這種“日本式曖昧”背后的真正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