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三：在目前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歐洲就不擔心會見達賴影響中歐關系特別是中歐貿易嗎？

　　駱一德：擔心肯定有的。歐洲人眼中的政治和經濟并不是分開的。但我想人們可以把這件事做一個很好的切割，不會聯系在一起考慮。不是說經濟應該從政治事件中抽離出來，而是宗教應該從政治和經濟中抽離出來。我們認為宗教是一個個人的事情，宗教信仰自由應該得到所有國家的保護，中國憲法上也有這樣的表述。在法國，人們會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就是政府和教會的分離，宗教不應該被政治所干涉，人們可以自由地參與宗教活動。

　　不過現在，中歐關系確實是因此發生倒退。我希望我們的關系能夠足夠堅實來克服這些困難。我們需要彼此，尤其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里。我們應該找到能夠修復雙方誤解的解決辦法和源頭，重建中歐關系，但這需要時間。

　　邱震海：總體來講，歐洲特別是德國的外交既有價值觀外交也有利益外交，他們始終想在這兩者之間保持平衡。有時，利益外交比較偏重；有時出于某些領導人的個人風格，他認為價值觀外交更重要，就偏向價值層面。目前可以說歐洲的價值觀外交有所抬頭，但利益外交對他們而言還是很重要的。

　　我想強調，當下環境中，我們看到中美比較融洽，而中歐之間風波不斷，但是從中國的外交戰略出發，我們對中歐關系要有一個理性的認識，這一認識建立在對中美歐未來發展態勢的認知基礎上。

　　我認為，由于中國和美國國家定位的差異，今后注定會有潛在的戰略沖突，這會是一個已經崛起的大國和正在崛起的大國之間的較量。反觀中歐之間，歐洲步入現代化以來越來越注重歐洲國家的聯合而不是獨立地尋求自身利益，它未來是一個全球的政治實體，不存在和中國發生質的戰略沖突的基礎。所以雖然歐洲在“西藏問題”上、達賴問題上、奧運會問題上和中國有沖突，但我們處理時，一方面要讓歐洲看到中國的立場底線和核心國家利益，一方面要清醒認識中歐之間不會產生必然的矛盾。

　　問題四：歐洲存在“中國威脅論”嗎？歐洲人如何看待中國崛起？

　　駱一德：我不認為中國發展威脅了歐洲。“中國威脅”只是一種“論”，而不是真正的事實，往往是由中國在西方的國家形象引起來的。包括歐洲人關于中國人權現狀的感知，對經濟上不平等競爭的印象，以及在軍事發展、太空科技發展等方面對中國的認識。有些人利用這些感受和形象說中國逐漸構成了對其他國家的威脅。對此，我們感到遺憾。我們十分欣喜地看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起越來越多的責任，例如全球氣候變化、環境問題、非洲事務問題等。

　　其實歐洲早在幾百年前就開始關注中國，比如馬可波羅把中國介紹到西方。那時候，歐洲派遣使團到中國訪問，就是17世紀的歐洲社會踐行“東方學”的一種方式。但是我覺得我們一直以來不知道如何傾聽中國，我不認為我們很好的理解了中國和中國人。所以，中歐雙方加強溝通，商討和辯論。同樣，中國也要更好地理解歐洲。

　　邱震海：歐洲的“中國威脅論”和美國精英階層的“中國威脅論”有很大不同。我認為，中國今后的發展是會對美國形成挑戰的，但不會對歐洲有這方面影響，這一點歐洲方面也有認識。中國未來在能源問題、勞動力流向方面可能會給歐洲帶來不安，不過這種不安大多是人性上的不安，中國可以化解。

　　謝棟風：歐洲在18、19世紀時可以說是大國、強國，現在面對中國的崛起，在心理上還不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歐洲的一些專家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們近來也在媒體上發表言論“如果我們不能正視中國，就不可能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利益攸關方”。

　　我認為現在正是中歐之間相互重新認識的階段。對中國來說，西藏、臺灣、新疆等都是不容干涉的核心國家利益，對歐洲而言，公民的自由、個人命運一些比較形而上的議題又是他們特別關注的。中歐都需要站在彼此的立場上去多考慮一些。(鄧媛、劉煬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