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數約為17萬人。分布33個國家和地區。3月14日，拉薩陽光照耀，寧靜祥和。寺廟里的宗教活動一切正常，許多僧人表示：“我們不希望任何破壞與動亂”。

　　經歷了一年前的那場騷亂之后，拉薩的民眾逐漸走出悲傷，恢復平靜的生活。然而，在海外，“藏獨”分子卻無視這一切，依然時刻在尋找時機制造事端。3月10日和14日正是近期他們“采取行動”的機會。

　　匆匆一別50年

　　3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舉行活動，紀念所謂的“西藏自由抗暴”50周年。

　　而事實卻是，50年前的這一天，達賴喇嘛發動武裝叛亂失敗，出逃印度。此后，每到這一天，達賴喇嘛都會發表講話，煽動“流亡藏人”甚至是境內僧人聚眾鬧事。今年同樣如此。

　　法新社、美聯社等外電報道稱，3月10日前后，印度、尼泊爾，以及歐美等地的“流亡藏人”都不同程度地舉行了集會、示威游行等活動，以紀念“達賴喇嘛為首的藏人被迫流亡整整50周年”。

　　據德國之聲電臺報道，在接受采訪時，部分“流亡藏人”表達了重歸故土的希望。只是，他們也許還沒有醒悟到，正是他們的“領袖”達賴喇嘛一再犯下的錯誤，使他們50年前的匆匆一別變得如此漫長。

　　1959年，在達賴的鼓動下，約有13000名藏人和達賴喇嘛一起流亡到印度。其后一兩年間，約6萬多藏人陸陸續續翻越喜馬拉雅山，到達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地，成為“流亡難民”。

　　剛抵達印度時，達賴喇嘛先在莫索爾安營居住，但由于當地氣溫較高，讓“流亡藏人”感覺水土不服。最終，印度總理尼赫魯選擇了氣候與拉薩接近的達蘭薩拉“出租”給“流亡藏人”使用。這些“流亡藏人”哪里能想到，他們在達蘭薩拉一住就是50年。

　　達蘭薩拉位于喜馬偕爾邦的西北山區，分上下兩部分。下達蘭薩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當地印度人居住。海拔約1800米的上達蘭薩拉被稱為麥克勞德，意為“小拉薩”，人數只有8000多人，規模只相當一個鄉鎮，為藏人聚居區，也是達賴喇嘛的寓所以及所謂“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政治體制與行政架構，依靠 “西藏內閣(噶廈)”、“西藏人民議會”以及“最高法院”對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實行控制與管理。

　　從南亞走向歐美

　　與50年前相比，“流亡藏人”的分布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不再局限在南亞，而是走向了歐美各國。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所所長胡仕勝向《國際先驅導報》介紹，目前海外“流亡藏人”數量約為17萬人，除去定居印度的近11萬人，及生活在尼泊爾的3萬多人，其他“流亡藏人”分布在31個國家與地區。

　　歷史資料顯示，“流亡藏人”從印度和南亞地區流向西方始于上世紀60年代。胡仕勝介紹，1961年4月1日，在瑞士紅十字會的幫助下，39名藏人從尼泊爾前往瑞士，這是第一批去西方國家定居的藏人。

　　如今，瑞士已發展成為歐洲最大的藏人社區。據熟悉內情的人估計，瑞士起碼有3000到4000名“流亡藏人”，大多生活在瑞士的德語區。英國則是歐洲的第二大藏人聚居區，達賴設在倫敦的辦公室2008年稱，那里有650名左右的藏人。除此之外，歐洲的比利時、荷蘭、法國、意大利以及北歐都相繼接受了少量藏人。

　　在歐洲之外，美國和加拿大則逐漸接納了數量更多的藏人。20世紀70年代，加拿大開始從印度和尼泊爾接收首批228名藏人。1990年，美國國會則通過法案，決定向印度和尼泊爾的“流亡藏人”簽發1000份移民簽證。“西藏流亡政府”駐紐約辦公室2008年稱，約有9000人定居美國，短期簽證的更多。

　　近年來，更多的藏人流向加拿大，因為在那里他們更容易獲得難民身份，從而更容易入籍或享有與當地人同等的社會福利。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研究西藏的學者Seonaigh MacPherson曾在其論文中提到，2001年到2006年間，移居加拿大的“流亡藏人”人數增加了3倍，達到4275人。另據統計，澳大利亞、新西蘭兩國的“流亡藏人”數量大約共有320多人。

　　受到“藏獨”教唆和威脅

　　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研究員劉洪記看來，真正支持“藏獨”的“流亡藏人”為數很少，但他們之所以經常制造事端，正是受到“西藏流亡政府”及達賴本人講話的鼓動以及“藏青會”等各種“藏獨”組織的教唆和威脅。

　　“歐美勢力也在推波助瀾。‘藏獨’活動一經曝光，鬧事分子更容易申請美國簽證。這樣一來，甚至有藏人將組織‘藏獨’分裂活動作為謀生的職業。”劉洪記說。

　　據悉，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西藏流亡政府”就不斷地在各地設立所謂的“駐外機構”，目前其“駐外機構”共有14個，分別派駐美國、英國、日本、印度、尼泊爾、法國、澳大利亞、瑞士、巴西、南非、俄羅斯、蒙古、匈牙利等國和臺灣地區。

　　除了“西藏流亡政府”這樣所謂的“官方組織”以外，胡仕勝表示，達賴集團還有著龐大的“后援團”，而“西藏問題”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國際知名度”，與這些所謂的“非政府組織”強大的活動能力密切相關。

　　在去年的“3·14”事件中成為焦點的“西藏青年大會”正是達賴集團中最大的“藏獨”組織。它于1970年10月7日在達賴的授意和支持下成立，先后在國外建立了81個分會，號稱有3萬多會員。此外，較大的“藏獨”組織還有“西藏婦女會”“自由西藏學生會”“前政治犯協會”“西藏全國民主黨”等。

　　胡仕勝指出，達賴集團的“后援團”還包括“國際西藏運動”“自由西藏運動”“西藏委員會”“西藏之友”等以直接支持達賴集團各種訴求為已任的380個專門組織，它們連同西方院校里支持達賴集團的450多個學生組織，共同構成了一個龐大的達賴集團支持網絡。

　　“如今這些組織顯然已經成為達賴集團在歐洲開展活動的急先鋒與骨干，逐步演變為境外‘藏獨’活動的中堅力量。”胡仕勝說。

　　“流亡藏人”之所以能在國外不斷制造事端，與歐美勢力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援助密不可分。劉洪記指出：“直到現在，美國依然是‘流亡政府’最大的資助者。”

　　胡仕勝介紹，美國國會的美元援藏計劃，成為西方援助流亡集團的經濟后盾和“流亡藏人”的精神支柱之一。“國會在每年審議財政撥款法案中都以種種名義予以西藏流亡者實在的美元支持，每年給西藏流亡分子的直接撥款達200多萬美元。”

　　除了經濟上的援助以外，通過涉藏議案和議會活動，表示對達賴的支持，則是歐美國家慣用的伎倆。近日，歐洲議會和美國眾議院通過涉藏議案，正是歐美勢力以“西藏問題”要挾中國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