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那次峰會上，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公開表示愿與奧巴馬做朋友，并立即決定與美國恢復大使級關系。

　　同樣是在今年4月，奧巴馬在作為冷戰象征的捷克首都布拉格發表演說，表示“將采取邁向無核武世界的具體措施”，并呼吁其他有核國家予以贊同。“無核武世界”，是奧巴馬在學生時代就有的夢想。

　　在聯合國安理會9月召開的以核裁軍和核不擴散為主題的首次首腦級會議上，美國提出的關于實現“無核武世界”的倡議得到了一致通過，成為了廢除核武器呼聲在全球高漲的契機。

　　客觀講來，托爾比約恩·亞格蘭的頒獎詞并非只是吹捧：“作為總統，奧巴馬在國際政治中創造了一種新氣象。多邊外交又重獲中心地位，強調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作用。對話和談判成為解決哪怕是最復雜國際沖突的首選手段。無核世界的觀念有力地促進了裁軍和軍控談判。很少有人能像奧巴馬這樣引起全世界關注，讓人們期望更美好的未來。”

　　雖然在這個時刻，和平獎委員會和奧巴馬都不得不面對嘲弄和批評，但嘲弄畢竟與憤怒不同。

　　不論是近年來的多位和平獎當選者，還是此次候選名單中相當一部分人，都存在諸多國際爭議，對他們的選擇，將帶來壓力、爭吵，乃至更嚴重的后果，奧巴馬雖成績“不夠卓著”，但選擇他其實相當保險。

　　和平獎體現的價值標準

　　10月10日，挪威主要反對黨領導人質疑把和平獎頒給奧巴馬的決定，要求諾貝爾評審委員會主席亞格蘭辭職，理由是他同時擔任歐洲委員會秘書長有損諾貝爾評審的獨立性。亞格蘭曾出任挪威首相和外交大臣，今年起擔任委員會主席，上月底當選為歐洲委員會秘書長。

　　其實，諾貝爾評委會的立場多年來是基本一致的。雖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遺囑寫明，和平獎應該獎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結束軍國主義和戰爭，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做出最大貢獻的人(機構、組織)”，但他并沒有規定實施細則。

　　和平獎不和其他4個獎項同時頒授，而是選擇在每年12月10日，即諾貝爾逝世紀念日頒發。頒獎地點也不在瑞典，而是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評委會成員由挪威議會任命，雖然宣稱“不受其他國家和外國勢力的左右”，但英語、法語背景，決定了他們對亞洲情況了解不多。

　　據統計，從1901年和平獎頒發至今，美國人或是機構獲獎次數達到19次，遠高于其他國家。而諾貝爾和平獎官方網站對1901～2001年該獎百年的數據做出統計，西歐國家獲獎次數多達44次。獲提名人員或組織也是絕大部分來自西歐和北美。

　　和平獎體現的價值標準并不是歐美的保守派，而是改革派、自由派。這一特色在2002年的評選中得到了突出體現。當年，與躊躇滿志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因“9·11”成為強勢總統的布什、英國首相布萊爾、紐約市長朱利安尼等呼聲很高的候選人競爭，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最終捧走和平獎。

　　1977到1981年，卡特任美國總統期間，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他的調停和斡旋還為以色列與埃及達成戴維營協議做出巨大貢獻。卸任后，卡特成立相關機構，一度穿梭于幾大洲對國際沖突提出解決方案。

　　但是接受和平獎前，卡特早已遠離政治圈和外交圈。只是在當年5月，他訪問古巴，成為自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以來第一位到訪的美國前總統。和平獎評委會不去燒保守派的“熱灶”，卻把獎項頒給了卡特，這一決定頗耐人尋味。

　　“假如3年以后，美國能夠主動將其戰略核武器削減至50%，再給奧巴馬授予這個獎，會更有說服力。關鍵是在目前的形勢下，誰也不相信美國會削減核武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時殷弘說。

　　現在，要求奧巴馬拒領諾貝爾和平獎的呼聲在美國不絕于耳。有觀察家認為，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并不是“餡餅”，而是敦促奧巴馬去兌現那些關于和平的承諾。換言之，這是歐洲人設計的“陷阱”，給美國總統戴上的“緊箍咒”。

　　“和平獎成了玩弄權術的獎項，是一個裝了毒酒的圣杯，可能并非奧巴馬想要的。”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亨利·巴基說。

　　但奧巴馬顯得很坦然：“說實話，我覺得自己不夠資格躋身此前獲得這一獎項的革新者行列。授獎于我，是頒獎者發出的‘行動召喚’。”他計劃于12月10日親自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接受獎項，并將獲得的140萬美元獎金捐給慈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