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的新挑戰

　　當今世界，越來越多的多邊外交峰會令人目不暇接。會前舉世矚目，但會后領導人達成的多邊協議到底落實了多少呢？多邊主義的效用不理想是一個普遍問題。G20如何汲取教訓，避免成為新的“無效的多邊主義”，而成為21世紀“有效的多邊主義”的典范？

　　“G20的主要目標是解決在國際相互依存加深、多極世界初步成型的背景下國際體系如何變革、全球如何治理的問題。這種變革和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G20至少要為未來的世界制定正確的路線圖，并按這個路線圖前進，”龐中英說。

　　首先，G20是非正式的，不是也不應該取代正式的聯合國安理會、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地位，但是，G20又不能過于非正式，要盡可能地代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利益和愿望，要達成實際上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協議，且要執行，否則，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時間一長，G20就會被慢慢地無效化，甚至被其他更有效的機制取代。

　　其次，G20不能變成大國爭斗的新的名利場，而要抓住歷史的機會，在推動一系列決定世界前途、命運的全球多邊進程中發揮中心的帶頭作用。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最近公布的一項研究報告認為，G20應該模仿G8的模式，比如設立專職的準備峰會的人員；在峰會前，要召開一系列的財長央行行長會、國務委員和外長會議；以發表“行動計劃”代替聯合公報，有效落實G20領導人提出的共識和協議。

　　這份報告把G20的領導結構問題看得比較重要，因為這是決定G20方向的關鍵環節。報告建議，G20要設立一個類似歐盟“三駕馬車”那樣的領導結構：本年度輪值主席國(如目前的韓國)和前兩次輪值主席國(如英國和美國)組成“三駕馬車”發揮領導作用。以后類推。這樣將使美國在未來兩三年確保留在G20的領導結構中。

　　“機制化問題不能由西方主導。在‘后危機’時代，G20能否變成全球經濟談判的妥協點和均衡點，能否成為世界經濟新秩序的基礎機制，尚需觀察，”龐中英如此認為。

　　即將召開的第四次峰會不只是宣告了20國峰會機制的正式建立，而且宣告了治理世界經濟的模式開始變性了。“我們今年看不到明年看不到，但是，過了5年、10年以后，它的意義可能就非常明顯，就知道今年的峰會確確實實是一個新時代面貌的開始，”龐中英說。

　　G20的中國角色

　　當今世界，一個大國如果不能參與或共同主宰全球金融，無疑是不能穩定與主宰本國經濟與社會的。“中國從G20華盛頓峰會上的參與權，到倫敦、匹茲堡峰會的話語權，以及哥本哈根會議上的倡議權，顯示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全方面駕馭能力，”陸紅軍說。

　　他進一步分析說，中國要維護好國家的核心利益。在話語權方面，從有限的話語權到有效的話語權，要加強投票權，爭取否決權。要運用自己的優勢，一方面保護國家的核心利益，一方面繼續推動全球金融體系的改革。要高度警惕歐美國家在解決自己問題的同時，把他們的困難轉嫁給新興經濟體，這是一種新的博弈。

　　“中國在G20中應扮演5種角色：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倡導者，國民利益的維護者，不同失衡國家間的協調者，恢復世界經濟的組織者，發展中國家的辯護者，”陸紅軍建議說。　

　　龐中英也認為，從中國的角度看，G20無疑是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體系變革”的最重要平臺之一。要提出具體的中國倡議，包括如何機制化G20。

　　“中國只是一個參加者，目前還談不上主導地位。既不高調也不低調，不再是韜光養晦，而是有所作為。要把G20看作是國際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標志往前推，”龐中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