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聚焦廉潔從政：讓監督的陽光照進干部生活

　　今年2月，試行13年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出了正式版本。人們稱這“8道禁令52道高壓線”，是對促進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的新努力。

　　毋庸諱言，廉政準則頒行13年來，反腐倡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隨著一些腐敗行為形式不斷創新，手段更加隱蔽，當前反腐敗的任務依然繁重艱巨。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權力監督，是遏制腐敗的重要途徑。這種監督,既包括黨內監督，也包括黨外監督、法律監督、媒體監督和群眾監督。

　　公開是有效監督的前提，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近年來，我們在加強領導干部個人的信息披露方面，做出了許多有益嘗試。

　　最近，中央又印發了《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和《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兩項法規制度的出臺，不僅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性，其努力的方向和傳遞的信號更讓人充滿期待。

　　與中央的這種努力相呼應的，是近年來各地在領導干部信息披露方面的可貴探索：深圳規定“裸官”不得擔任黨政正職；青島加強對“裸官”的管理,買房炒股等都要報告；北京要求696名局處級公選干部候選人曬房產；山西規定干部子女從業情況需上報；成都要求領導干部把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狀況納入個人報告；內蒙古要求領導干部配偶和子女投資經商等要登記在案……

　　領導干部信息披露的意義應該如何評估？中央和地方在這方面實踐的成效如何，困難與阻力何在？作為領導干部，如何學會在一個日益透明的環境中生活和發展？作為社會公眾，應該對這一制度的建立抱以怎樣客觀和理性的預期？本期時事觀察，力圖尋找穩步推進官員信息披露制度建設的務實路徑。

　　保持“曝光度”才能保證廉潔度

　　汪玉凱

　　信息披露程度決定反腐力度

　　最近，北京市在公開選拔局處級領導干部中明確要求，696名進入局處級公選的干部候選人，都必須向社會曬房產。此舉引起廣泛關注。

　　公眾對領導干部的信息披露的關注，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這項制度本身的重要性。對于相當一部分領導職位來說，工作性質決定在這些崗位上任職的領導人必將在一定范圍內成為社會公眾人物。因為老百姓的許多民生事務、切身利益，都與這些領導干部的工作有直接聯系。公眾不僅關注他們的施政和作為，也關注他們的子女、配偶，甚至資產等。這些“要素”在一定意義上可以間接地反映出一個領導干部的人格、作風、行為以及廉潔度等。

　　領導干部信息披露被廣泛關注的另一個原因，是公眾對公權力監督意識的增強。應當看到，這些年來中央反腐敗的力度是很大的。但少數人的“前腐后繼”，再一次說明腐敗蔓延的勢頭并未完全得到遏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眾還沒有足夠多的途徑和方式來了解官員的重要信息，從而難于對他們實施有效的監督。鑒于此，中央已經明確規定要求黨政領導干部必須及時上報包括子女、配偶從業、出國以及家庭投資、債券、資產等各種收入信息，以便加強對官員的監督。被媒體稱之為“8道禁令52道高壓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經過13年試行后的正式出臺，就是很好的例證。

　　地方探索既有成效也有阻力

　　值得慶幸的是，全國許多地方黨政機構并不是被動去等待，而是主動地進行積極的探索和實踐。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的干部財產公示制，廣東、山西、內蒙古、成都等地官員子女配偶從業、投資上報登記制，青島的“裸官”買房、炒股報告制，深圳的“裸官”一律不能擔任黨政正職制以及北京對公選干部候選人的曬房制等。這些實踐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要通過制定嚴格的制度和規范，加強與公權力行使有重要關系的領導干部收入、子女、配偶、資產等重要信息的披露，通過各種形式將其置于上級或者公眾的監督之下，最大限度避免由于信息不透明使公權力被私用或者成為權錢交易的工具。

　　盡管這些實踐有著很強的生命力，也受到了群眾的贊揚，但由于這些制度在全國還沒有形成整體的制度框架，實施起來必然會遇到種種阻力，如少數官員習慣于暗箱操作，對官員信息披露制度存在某種情緒上的抵觸，有的以保護干部隱私權為由，規避外部的監督等。一個明顯的例子是，2009年1月新疆阿勒泰地區在網上公開干部的財產情況后，據有關部門調查，持反對意見的干部比例高達70%以上。另外從操作層面上來看，由于干部財產申報涉及面很廣，操作起來也有一定難度。同時，官員信息披露制度也需要其他一些配套制度的確立，比如金融的實名制、現金流通的管理、財產登記等制度，這些基礎性條件不夠完善，也會直接影響這一制度的建立和實施。

　　穩妥推進信息披露制度建立

　　公開官員個人的一些重要信息，會不會侵犯個人隱私，是很多人都擔心的問題。首先應該肯定，作為公職人員，他們既有公眾人物的一面，也有自己的隱私需要保護的一面。這里所強調的上報或者公開官員某些重要信息，其范圍主要是指那些與公權力可能私用的領域有關，并不涉及官員個人其他方面的隱私。同時，即使這些信息，也不是所有公職人員都要披露的，而主要指那些重要崗位，領導崗位。筆者認為，下一步要圍繞官員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至少要注重五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明確干部信息披露的范圍。也就是擔任什么樣的領導職務的官員，必須在一定范圍、一定時段內披露自己的信息。二是要嚴格規定干部披露信息的內容和形式。三是要認真研究解決干部自身隱私的保護問題。也就是在滿足公眾了解官員信息的同時，如何有效保護其自身的隱私不被侵犯。四是要對干部信息披露和公眾監督權行使進行雙向約束。既要約束干部的行為，也要規范公眾的行為，不管利用網絡還是其他手段監督干部、監督政府都是可以的，但要對那些借助披露干部信息和對干部的監督，進行惡意人身傷害、誣陷等行為依法處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五是在認真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圍繞建立干部信息披露制度，盡快完善相關的配套措施。

　　可以肯定地說，官員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實施并不會一帆風順，但是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重要形式，作為人民群眾行使監督權的重要前提，其發展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的公職人員、特別是擔任領導職務的公職人員，一定要具有現代民主政治的意識和理念，勇于接受社會的監督，這樣才能在自己的崗位上真正成就一番事業！ (作者為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干部信息披露應選漸進模式

　　任建明

　　選擇公職就應讓渡部分隱私信息

　　最近，中央印發《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和《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再次推高了領導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設相關話題的公眾關注熱度。

　　現代國家政治和行政文明的一個基本標志就是公共信息的披露或公開。早期被各國普遍列入公共信息的主要是政府在從事政治或行政活動中所產生的信息，而到后來，越來越多的國家把官員個人信息，特別是高級官員或重要職位上的官員的一些個人信息納入公共信息范疇，進行披露或公開。這一新發展的主要目的就是實現公眾的監督權，防止官員對公共權力的濫用。隨著官員信息披露制度的普遍建立，官員讓渡個人部分隱私以保護公眾利益已成為一個基本原則：選擇從事公職就應該接受讓渡個人部分隱私信息的要求，換句話說，這是選擇從事公職的個人理應承擔的基本義務。

　　信息披露的科學化水平還不高

　　我國在領導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設方面起步較晚、發展較快，但成效亟待改進。我國最早的領導干部信息披露制度應當屬1995年的“個人收入申報”制度和“禮品登記”制度。在過去的15年里，中央層面又先后制定了“領導干部個人事項報告”制度(1997年頒布，后經2006、2010年兩次較大修訂)，“廉政準則”制度(1997年開始試行，2010年正式頒布，從最初的30個“不準”發展到目前的52個“不準”)。近幾年來，地方層面的相關制度創新呈現出“井噴”式的活躍態勢。但從我國領導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設的實效來看，還亟待改進。

　　這主要是因為制度的科學化水平還不高。一個完整的官員信息披露制度應當包括前后相承的四個環節：申報、公開、監督和問責。申報環節的主要任務是對需要披露的信息作出具體規定。這個環節在我國受重視程度相對較高。但是，公開或公示、監督和問責等幾個后續環節卻比較弱。從制度的實效來看，問責是最重要的，沒有問責，前面的環節都做了無用功。在這四個環節中，披露、公開或公示是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從15年來我國領導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設實際情況來看，主要停留在申報環節，具體的表現是以內部申報或報告為主。從官員信息披露制度科學化要求角度來看，我國在申報環節的大量嘗試是值得肯定的。盡管迄今為止財產申報制度并未在國家層面實施，但對領導干部個人報告事項范圍的不斷擴大正在從另一個方向接近財產申報制度。另外，越來越多地方政府在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度上的努力非常值得欽佩，特別是一些地方還在公示環節上往前邁出了一大步，尤其難能可貴。

　　對信息披露制度應抱理性預期

　　官員信息披露制度建設的困難性和復雜性常常容易被忽視。任何腐敗預防制度建設，都不僅僅是一個制度技術問題，還必然是一個政治問題。制度技術問題通常只帶來腐敗預防制度的復雜性，而政治問題則帶來更大的復雜性并增加困難性。困難性是由于腐敗預防制度建設一定會遇到種種阻力，這種阻力通常要比打擊腐敗的阻力還要大，而且更加隱蔽。復雜性是由于必須要處理好廉政建設和政治與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等議題之間的關系。在腐敗比較嚴重的情況下，這種復雜性就更加不能忽視。2001年，我國曾計劃在一定級別的現職領導干部中推行家庭財產申報制度。當然，擬議推行的財產申報制度也主要是內部申報。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最后不得不擱置下來。事實上，在腐敗比較嚴重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財產申報制度“單兵”突進還可能帶來巨大的政治和社會風險。

　　然而，官員信息披露制度建設是現代國家政治和行政文明的基本原則，是大勢所趨。作為領導干部，應當自覺、主動接受這個原則，學會在日益透明的環境中工作和發展。當然，由于該類制度建設的復雜性和困難性，就必然要求我們既要積極又要穩妥，而不能簡單化，更不能急躁冒進。也就是說，社會公眾應該對這一制度的建立抱以客觀和理性的預期。一個符合中國實際的路徑就是選擇漸進模式，穩步推進官員信息披露制度建設。漸進模式，是改革開放30年最彌足珍貴的遺產，按照漸進模式的要求，官員信息披露制度建設的全過程在戰略上可以分為兩步走：第一步，試點總結。試點應當在地方層面進行。對于地方的主動試點，中央政府應當予以大力的指導和支持。在試點基礎上，及時總結出確有實效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具體制度規定。第二步，統一推行。一旦總結出了成功做法，就應在全國步伐統一地予以推行，而不能靠自覺來實施。靠自覺的結果必然是使該制度建設步入反復甚至失敗，公車改革就是前車之鑒。 (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