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法律應是一種普遍信仰而非“工具”

　　法律只有成為一種普遍的信仰，才能成為公眾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在此基礎上，是非對錯其實不難判斷，如果法律只是一種可供任意選取的工具，恐怕很難喚醒人們應有的敬畏之心。這大概正是我國法治進程緩慢的癥結所在。

　　依靠“出位”，成功“炮制”了全國首起法官狀告中級人民法院案的湖北法官馮繽，為了給妻子的勞務糾紛案申請再審，近日又一次穿著法官服，胸佩國徽，手舉一個大大的“冤”字牌，在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大門口“上訪”。他表示，要“將維權進行到底”。(近日《法制周末》)

　　馮繽說，自己這樣做既是為了家人，更是為了自己一直以來的法律信仰。美國法學家伯爾曼的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盡人皆知，然而，盡管馮繽始終堅持自己的法律信仰，卻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事件的起因很簡單，馮繽的妻子是孝感中院唯一一個工作了10年的后勤工人，按照新勞動合同法的規定，法院應當和她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成為法院的正式職工，然而卻遭到了法院的拒絕。馮繽遂親自代理妻子的案件，走上了漫長而艱辛的維權之路，期間馮繽曾遭遇推諉扯皮，也曾遭遇恐嚇威脅，甚至不乏拳腳相向，乃至于馮繽感嘆“案子開庭，簡直是我拿命拼來的”。即使如此，依然沒有達到其預想的結果，于是馮繽不得不鋌而走險再次披掛上陣。

　　同一天的《法制周末》還報道了這樣一樁糾紛———兩位老人幾次去清徐縣人民法院徐溝法庭，都看到本該升起的國旗斜掉在地上無人管，在數次提醒法庭相關工作人員未獲重視之后，老人撥打了市長熱線，事件隨之被當地媒體曝光。沒想到，其后兩人連續兩次被司法拘留，依據竟然是子虛烏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訴訟法》。

　　之所以將這兩件事相提并論，是因為它們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都是出于法律信仰的維權，都是面對本該維護法律尊嚴的司法機構，然而博弈的結局卻又都是一敗涂地。馮繽堅信當地法院的做法違反新勞動法，兩位老人堅持斜落地上的國旗違反國旗法，僅從法律條文來看確乎如此，然而他們的伸張卻并未得到司法機構應有的支持，與此相反，處于不利地位的當地司法機關不約而同地對此進行了反擊———孝感中院耐心地與馮繽踢起了皮球，徐溝法庭則干脆將腳踢向了兩位執拗的老人。

　　盡管兩起事件的起因都很簡單，但卻似乎都陷入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泥潭，在這種力量懸殊的博弈過程中，法律工具化的思維被執法者無限放大———正是因為將法律視為一種工具而非信仰，因此兩地司法機構動作嫻熟地予以選擇性使用，不僅可以輕易擺脫不利指控，而且總能不失時機地予以有力還擊，徐溝法庭甚至創造性地“自制”工具予以還擊，由此勢必招致弱者的強力反彈。當堅持法律信仰的馮繽，也在曠日持久的拉鋸戰后，采取撞車、堵門、襲擊領導等極端手段，甚至因此被認為是“偏執狂”、“精神病”的時候，倘若換做法律素養本就不高的普通人，結果又將怎樣？退一步說，審視那些不時可見的“鬧訪”事件，是否會有法律工具化導致的不公正待遇隱含在內？

　　法律只有成為一種普遍的信仰，才能成為公眾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在此基礎上，是非對錯其實不難判斷，如果法律只是一種可供任意選取的工具，恐怕很難喚醒人們應有的敬畏之心。這大概正是我國法治進程緩慢的癥結所在。在“立法崇拜者”不斷呼喚填補法律空白的同時，真正耐人尋味的問題是，現有法律是否被人信仰？這兩起事件無疑反映了一種不太令人樂觀的現實———在法律工具化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堅守法律信仰者難免會撞得頭破血流，甚至因此被視為不可理喻的“另類”。 趙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