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人 幸福感低于正常兒童

　　孤獨感、緊張感、失落感和焦慮感，是留守兒童普遍存在的心理感受

　　安徽蕪湖的蔡女士外出打工3年。回到家里，她簡直不敢認自己的兒子。

　　5歲的兒子留守在農村，由爺爺奶奶帶，丈夫也外出打工。她發(fā)現，兒子性格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蔡女士問兒子，爺爺奶奶給你吃什么？兒子沒有回答。再問，兒子會怒氣沖天：米——飯！噎得她半天不知道說什么好。如果有一點事不如他的愿，兒子就大哭大鬧，還會把小拳頭像雨點似的砸在她身上。

　　由于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很多農民工外出打工，卻無力解決孩子進城就讀面臨的諸多現實問題，比如較差的住房條件、高昂的借讀費用、工作不穩(wěn)定無法照顧孩子等等。于是，他們只能選擇將孩子留在農村，由長輩或其他人照看，最終形成了父母雙方或一方與孩子兩地分隔的局面，留守兒童由此產生。

　　據全國婦聯2008年2月發(fā)布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研究報告》中，農村留守兒童的總數約5800萬人，集中分布在四川、安徽、河南、廣東、湖南等省。在這支規(guī)模龐大的留守兒童隊伍中，很多孩子因為父母親情相對缺失，體驗到的心理沖突和壓力可能比一般農村兒童更為嚴重。

　　7月11日，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辦的“農民工子弟教育研討會”上，北京師范大學發(fā)展心理研究所劉霞博士介紹了她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該研究表明，與處境正常的兒童相比，流動和留守給兒童的心理發(fā)展帶來了一定消極影響。流動和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自尊感、積極情緒和幸福感均低于對照組兒童，群體歧視知覺、消極情緒和外部問題行為則高于對照組兒童。

　　孤獨感、緊張感、失落感和焦慮感，是留守兒童普遍存在的心理感受。長期下去，又會使他們出現心理偏差，帶來負面的心理感受，更為嚴重的是導致自殺。最近媒體報道，陜西扶風縣杏林鎮(zhèn)5名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其中4個是農村留守兒童。他們相約到一處古廟里喝農藥自殺，幸被過路村民發(fā)現后及時送往醫(yī)院。兩名學生經搶救后脫離危險，其他3人檢查無恙后回家。

　　如果無視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權益，我們將迎來情感殘缺、社會和家庭責任冷漠甚至充滿反社會傾向的一代

　　“好久沒人牽我的手，好久沒人摸我的頭，冰涼的小手發(fā)燙的額頭，生病是最想你們的時候……”一首留守兒童的歌曲，唱得讓人心酸。留守兒童大多數是在這種環(huán)境中長大的，他們缺乏家庭的溫暖，缺少父母的呵護, 如果不能潔身自愛, 在學校很容易變成心理不健康、思想不端正、缺乏集體感的“后進生”。

　　一名5年級的留守兒童抱怨說：“爸爸的電話讓我厭煩。”爸爸老不回來看他。他不想爸爸，每次打電話來只問學習成績好不好，在電話里除了說好好學習，好像沒有別的事，讓他感到心煩。即使成績沒考好，他也不愿意和爸爸說。他想說的話，爸爸卻不和他說。

　　一個母(父)親能勝過一百個教師。留守兒童的父母多數關心的是子女的物質生活和學習成績，而忽略了他們的心理需求。清華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樊富珉認為，父母外出務工使留守兒童得到的關愛減少，而這些兒童正處在情感性格變化的轉折時期，長期與父母的分離使他們心理和生理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大多數孩子思念父母，消極情緒困擾著他們。

　　來自河南的劉先生說，他不是不想孩子，但孩子在城市讀書太難——手續(xù)繁雜，還有難以負擔的隱性收費。一想到擺個報攤一月才有2000多元收入，他只好作罷。

　　最新發(fā)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fā)展報告2010》顯示，我國2009年流動人口達到2.11億人，其中14歲及以下兒童占20.8%。國家人口計生委流動人口司副司長王謙認為，我國流動人口流動由生存型向發(fā)展型轉變。流動人口舉家遷移比例上升，在流入地長期定居傾向明顯。

　　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沒有很好地解決，源于深層次的制度性原因。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認為，這主要是現行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戶籍制度造成的割裂，使農民工群體難以享受居住地的公共服務、社會福利和保障。而“以流入地為主”的方針，沒有涉及義務教育經費如何隨兒童的流動而轉移，從而加劇了流入地政府的財政壓力。

　　劉霞的研究表明，流動兒童在融入城市過程中容易產生被拒絕感，表現為強烈的歧視知覺。而留守兒童主要面臨的心理問題是情緒問題，具體表現為消極情緒的增加。

　　兒童時期正是一個人生理和心理發(fā)生轉變和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也是一個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逐漸確立的時期。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正奎對此很擔心。他認為，如果無視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權益，我們將迎來情感殘缺、社會和家庭責任冷漠甚至充滿反社會傾向的一代，從而使社會陷入大量的“無因由對立”和矛盾沖突的漩渦中，這將是現代化和城市化不堪承受之重。

　　從各方面看，流動優(yōu)于留守。應盡快建立合理的制度，確保農民工子女和城里孩子在同一片藍天下健康成長

　　暑假來臨，廣州機場火車站“小候鳥”倍增。與春運返粵潮不同的是，來的多是3—14歲不等的留守兒童。他們許多人趁著假期來廣州與打工的父母團聚。一名留守兒童說：“我希望和爸爸媽媽團聚，希望自己能留在爸爸媽媽身邊，這樣感覺就和其他孩子一樣了。”

　　對比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浙江師范大學的王水珍和劉成斌認為，無論在身心健康、知識廣度方面，還是在人際關系方面，流動優(yōu)于留守。這意味著農民工子女選擇流動，更能夠促進其健康發(fā)展。社會各界投入更多關愛和支持，盡快建立合理的制度，確保農民工子女和城里孩子在同一片藍天下健康成長。

　　楊東平提出，改善農民工子弟教育需要觀念更新和制度創(chuàng)新。一方面流入地政府有責任主動承擔流動兒童的教育責任。同時，通過試點建立流動兒童義務教育“教育券”的制度，流動兒童持券到城市學校就學，在省市之間集中兌換教育經費。城市則應建立市、區(qū)、鎮(zhèn)三級政府分擔的財政機制，使各級政府共同分擔流動兒童的教育責任，為農民工子女接受平等的教育提供充足的資源。

　　目前，留守兒童短期內大多還無法流動起來。有專家建議，在學校教育方面, 實行“代理家長制”，把留守孩子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學校和教師給予特別關注。同時盡快建立留守兒童心理健康檔案，共同對“留守兒童”的顯性和隱性的心理壓力進行疏導, 為他們提供傾訴的渠道，使他們心理障礙能夠得到及時的疏通引導。

　　劉霞認為，從兒童一生的發(fā)展歷程來看，流動和留守是暫時階段，對兒童個體的影響效應也是階段性的。環(huán)境弱勢不等于兒童能力弱勢， “處境不利”不等于“不正常”，處境不利下的兒童并非就是“問題兒童”。對于流動和留守兒童在發(fā)展指標上的相對弱勢，應該放在更為宏觀的環(huán)境背景下加以改善和提高。 本報記者　王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