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淫嫖娼實名曝光引發熱議:隱私并非擋箭牌(圖)

　　武漢市警方日前在武昌陳家灣地區的大街小巷貼出公告，實名曝光抓捕的賣淫嫖娼人員，號召市民積極舉報賣淫嫖娼窩點。對于警方此舉，當地許多市民表示肯定，但也有不少人認為，曝光真實姓名、四處張貼有侵犯他人隱私之嫌……

　　支持 隱私不是擋箭牌

　　目前，我國對賣淫嫖娼的處理方式是罰款、收容教育以及勞動教養。罰款對于賣淫女來說，這只能讓她們在被罰之后更加玩命地賣淫，以此攢出下次被抓時的費用；而收容教育或勞動教養，在賣淫女心目中只不過是從事這項職業所不可避免的一種風險。對于嫖客來說，5000元的罰款又怎能對有錢有勢、有權有勢的人起到約束作用呢？因此，我們必須不斷探索遏制賣淫嫖娼的新方法。

　　在我看來，警方實名曝光的做法合情合理，并且合法，根本就沒有侵犯當事人的隱私。隱私指不愿告人或不便告人的事情。和別人無關，是關于自己的利益的事。但當事情關系到他人或公共安全時，那么這樣的事情就不能稱之隱私。例如：一個人制定了關于搶劫銀行的計劃書，這還是隱私嗎？

　　夫妻之間的性愛行為屬于隱私；而賣淫嫖娼行為就不屬于隱私了，因為它是違法行為。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各種類型的賣淫嫖娼罪行都制定了相應的處罰量刑標準，其中最重的可判無期徒刑。武漢市將違法的賣淫女和嫖客實名曝光的辦法，并無不妥。如果說這種范圍很有限的曝光也屬于一種“懲罰”的話，那么也應該視為合理的“懲罰”，這種懲罰實際上是一種對違法行為的公示。試問，何錯之有呢？

　　賣淫嫖娼行為觸犯了法律，為何就不能把他們受到處罰的事實予以公開呢？武漢市通過公告公布違法者的丑行以及他們受罰的情況，能夠起到警示作用，這種正常的公示怎么能說是違法呢？按照某些人的錯誤邏輯來推理，法院采取的宣判大會形式豈非也成了違法行為？（畢文章）

　　一種有益的嘗試

　　此前，雖然有關部門明確規定“對查獲的賣淫、嫖娼人員要依法給予嚴厲處置”，但由于顧及到賣淫嫖娼者的隱私權益保護，往往打擊不力，懲罰上避重就輕，大多罰些錢了事，而且是遮著掩著，只通知家人。這樣，既不利于教育犯罪者本人，也不能有效地警示社會。當事人如果不吸取教訓，“好了傷疤忘了疼”，遇有機會還會再犯。

　　法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產生足夠的震懾，讓試圖以身犯法者因為害怕或害羞而止步。筆者以為，在現有懲處基礎上，再輔之以實名治理，將會對當事者及他人起到很好的警示和震懾作用。而這樣做也并不存在侵犯隱私權問題——當事人既已違反法律法規，公民隱私權的保護就退至第二位。沒有聽說哪一位被判刑人員，法庭起訴和對外宣傳只以“某某某”代之，而不以實名相稱的。況且，在武漢警方曝光的賣淫嫖娼者信息中，只公布了他們的姓名和年齡，并沒有進一步公布照片、住址、工作單位等更多個人信息，這種為了打擊違法行為，在適當范圍有限曝光違法者信息，與保護公民隱私權并不矛盾，也與將小偷綁樹示眾、掛牌游街不可相提并論。此前南京警方在查處醉駕時，不但將醉駕者信息通報單位，還在網上予以公示，就取得了很好的整治效果。

　　當然，用實名來“治”賣淫嫖娼也并非萬能，警方對賣淫嫖娼人員的公示，也要注意方式和場合。而要想從根本上遏制賣淫嫖娼，還有待于通過立法，加大懲處力度，讓人不敢涉入；通過教育，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和道德水平，讓人不想涉入；通過監管，取締淫穢色情場所，讓人無法涉入。只有這樣，才能讓社會風氣變得純潔，讓賣淫嫖娼漸至絕跡。（葉傳龍）

　　反對 純潔社會要用純潔手段

　　“賣淫嫖娼”是社會的一大毒瘤，對于“賣淫嫖娼”這類的違法犯罪行為，于任何一個正常社會和富有正義感的公民而言，都是深惡痛絕的。專項打擊，嚴懲不貸，更是當地公安部門的法定職責，在這方面，恐怕不會有任何人提出疑義。

　　然而，對“賣淫嫖娼”的打擊具體到了將“小姐”“嫖客”的姓名、年齡貼到大街小巷，利用公共輿論來“鄙視”這些“缺德分子”，這種做法貌似正義無比，合理但并不合法——賣淫嫖娼很黃，實名公示很“暴力”。

　　所謂合理，由于人們都對“賣淫嫖娼”這顆危害社會、危害家庭的毒瘤深惡痛絕，迫切希望我們的公安機關，能像解放初期在解決“賣淫嫖娼”問題上那樣，來個一夜掃清。“賣淫嫖娼公示”也就迎合了公眾的“賣淫太可恥了，就該實名制，讓人們都鄙視他們!”這樣一個心理，當然也就受到了大多數市民的贊揚。

　　所謂不合法，是因為根據行政法原則，行政機關“法無授權則不能為”。現在法律法規和規章沒有規定一定要公開行政處罰文件，也沒有授權行政機關進行公示，相反是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明確規定：“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應當公開、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顯然這種“實名制”做法違反了“法無授權則不能為”的原則和法律規定。

　　打擊“賣淫嫖娼”是為了純潔社會，純潔社會需要用“純潔”的手段。這就要求執法者在執法過程中要更加人性化，更加尊重被執法者的基本權利，更加恪守執法者的權力邊界，這是一個公民社會的大趨勢。（張緒才）

　　運動式執法使然

　　公安機關掃黃的過程，就是執法的過程。執法必須依法。對賣淫小姐和嫖客進行罰款甚至勞教，都符合法律規定；而實名張貼賣淫小姐和嫖客的治安處罰決定與法無據，誠如律師所言：現在法律法規和規章沒有規定一定要公開行政處罰文件，也沒有授權行政機關進行公示，這個行為可能涉嫌違法。某種程度上，實名曝光賣淫小姐和嫖客相當于掛牌子游街“示眾”，屬于濫用處罰權力的越權執法行為。

　　越權執法濫用處罰權力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賣淫小姐和嫖客的行為當屬違法，并未構成犯罪，倘若犯罪當移交司法機關審判。正因為是違法行為，才適用于行政處罰，而行政處罰也應以教育為主，畢竟，我們的法律精神是懲治違法犯罪的同時絕對不能踐踏人格，而且通過懲治違法犯罪重新塑造其人格。所以，對于賣淫嫖娼的處罰結果只需送達當事人及其家屬，無需四處張貼。而這種實名曝光的副作用在于侮辱了違法者的人格，進而造成其心靈嚴重扭曲，反倒不利于教育和改造。

　　實名曝光賣淫小姐和嫖客說到底是情緒化執法，而情緒化執法往往發生在“運動式執法”之中。報道中有這樣一段描述：“當前，重慶等地掃黃行動受到社會的稱贊，陳家灣掃黃是否預示武漢警方將掀起一輪掃黃大潮？”據此可以推測，武漢實名曝光賣淫小姐和嫖客舉動，旨在掀起掃黃大潮，搞出點聲勢來。這種積極作為的精神可嘉，但也應當守住行政機關“法無授權則不能為”的底線，否則，可能在聲勢浩蕩中犯越權執法的錯誤。掃黃行動切記頭腦冷靜，依法行事，避免感情用事。（董宏達）

　　觀察 為什么爭議屢無結果

　　應當說，警方實名曝光嫖娼賣淫人員引發爭議不是新聞，屢引爭議而無結果才是新聞。換言之，實名曝光嫖娼賣淫人員引爭議不是問題，屢引爭議才是問題。在我看來，實名曝光嫖娼賣淫人員屢引爭議的背后，至少說明了三樣東西。

　　一者，爭議未能達到“真理越辯越明”的作用。我注意到，在近年屢次類似事件中，均能引發坊間輿論爭議，但爭議似乎仍然處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初級階段，尚未臻至“統一思想，達成共識”的高級境界。由于未能形成普遍共同價值認知，有關權威部門也未能于規制層面對實名曝光嫖娼賣淫人員作出“是否可為”的具體明確法治界定。

　　其次，實名曝光這種形式未能產生引以為恥的普遍教化意義和以儆效尤的普遍警示功效。

　　再者，迷信實名曝光嫖娼背后的政績沖動根深蒂固。少數地方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曝光游街公捕之類的鬧劇，我承認盡管個中動因復雜，但我敢斷言，其中至少有相關部門的“政績焦慮癥”。（陳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