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許霆重獲自由不是英雄歸來

　　許霆重獲自由了,在距離服刑期滿還有一年零九個月之時。當然,只是假釋。法院裁定書顯示,許霆假釋的原因是服刑期間有悔改表現,積極改造且繳納了罰金。面對喜訊,許霆與母親相對低調,早已忘掉是非對錯,只是害怕說錯話惹事“又進去”,而許父則堅稱兒子“有錯無罪”。

　　盡管歲月的指針已經指向2010年,但我們依然清晰記得2008年許霆案帶來的那場爭論。從一審的“無期徒刑”,到終審的“5年有期徒刑”,再到如今獲嘉獎提前假釋,許霆進去了又出來,恍然若夢。無疑,許霆案是一個偶然,正如賀衛方先生所言,許霆在把手伸進ATM機抽錢的那一刻,萬萬不會想到會給法律界出了這么大的一個難題!然而,難題就是難題,不因誰碰巧成為這個法治社會的小人物而改變。我們不能想象,如果沒有媒體的關注,許霆的命運終究如何；如果案件沒有進入公眾視野,他恐怕就淹沒在浩如煙海的判決之中,忠誠地扮演著自己小人物的角色。在這個意義上說,盡管許霆涉案皆因貪心之過,但卻是幸運的。媒體的介入和民意的表達,使這場普通官司演變為一起公共事件,進而促使人們反思法律的落后與缺陷。

　　然而,許霆不是英雄,更不是什么正義的化身,他不過輕松擊中了凡人的軟肋———“貪欲”二字,人們誠惶誠恐下一個“許霆”會不會就是自己,所以鎂光燈下他被塑造成冤屈的典型,這次重獲自由被視為英雄歸來,所到之處極盡煽情之能事。事實上,許霆案一審之所以引起嘩然,很大程度上在于判決書中缺乏對“許霆盜竊金融機構罪名”之所以成立的周詳論證。我們可以看到,一審法官是嚴格按照法條來定罪量刑的,因此法官在案中充當了韋伯所謂的“自動售貨機”的角色,輸入法條,吐出判決即完成司法的過程。法律適用不具有充足的說服力自然招致輿論的強烈反彈,但我們不能因為《刑法》第264條的規定不合理就為許霆開脫罪責,更不能因為判處無期徒刑過重,就否認許霆的行為屬于盜竊性質。正如美國著名學者潘恩所言:“假使有一項壞的法律,那么反對實施這一法律是一回事,去揭露它的過錯,推論它的不當以及闡明為什么應該加以廢除或為什么必須用另一項法律來代替,便完全是另一回事。”

　　ATM機失靈導致銀行利益受損,銀行自然要為自身過錯負責,但不意味著,其他人就可以肆意利用這一漏洞而逞一時貪欲。如此類推,豈非所有盜竊犯都可以以財產所有人的監管不力為由而免責?民意的歸民意,法律的歸法律。在許霆案中,立法機關應該讓法律更適應時代,讓罪當其責；司法機關則應從這種機械的適用法律模式中走出來,充分重視判決中的論理過程,而非讓判決簡化為一加一等于二的單純累加。然而遺憾的是,3年過去了,許霆進去了又出來,一切更多的是在原狀徘徊,當初的爭議猶在,至今沒有任何答案。洪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