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日報：異地維權不是工會維權的正常狀態

　　近日來，上百位湖北籍農民工在陜西討薪被打事件引發媒體持續關注。7月21日，這百余位在包(頭)西(安)鐵路線西安市臨潼區務工的湖北籍農民工，連續數天討薪未果后反遭300余名手持木棒的男子圍毆，致使30余人受傷，9人重傷。事件發生后，湖北省總工會立即啟動農民工異地維權聯動機制，派出專班抵達西安臨潼對此事展開調查，并于昨日與當地相關部門展開交涉。

　　湖北省總工會對被打農民工權益的關注和主張令人欣慰。維權行動的結果如何，應當得到進一步關注。維權機制從哪里啟動，農民工這個群體的權益如何得到實現，同樣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據新聞報道，湖北省總工會在異地維權聯動機制啟動的同時，也已經聯系協調陜西省總工會、西安市總工會，請求對方為這次湖北維權行動提供必要支持保障，在此交涉之下，南漳縣總工會已會同勞動、公安、司法等部門組成維權專班，介入事件的交涉與調查。這種維權機制的啟動，實際上是一種勞動者戶籍地維權的方式，并非是工會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正常狀態。

　　工會是基于勞動關系而存在的群團組織。勞動者的勞動關系發生在哪里，哪里的工會就應當是權益的主張和保護的主體。但在此次農民工討薪被毆打的事件中，第一時間主動展開調查和交涉的并非陜西當地的工會，而是作為務工者戶籍地的湖北省工會，基于“地緣”的工會成為替農民工維權主要的行動者，而基于“業緣”的工會反而是維權中的配合者。這種維權歸屬上的錯位其實是當下工會對本地農民工權益維護的主動性不強，覆蓋面不夠的折射。農民工走到哪里，戶籍地的維權就延伸到哪里，雖說體現出了權利主張上的良好愿望，另一方面，其實也是應對當下農民工權益保護無力的無奈之舉。

　　農民工去往外省工作，權利救濟則要依賴自己家鄉的工會，這種狀態比以往權益保護中的極度弱勢和真空狀態要好很多，但其局限性是十分明顯的。當人口的自由流動已經成為整個社會最正常不過的狀態，這種建立在戶籍制度上的異地維權狀態，不僅與當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和現代社會的維權方式背離甚遠，其維權成本也更加高昂，過程更加艱難，以目前勞動力輸出的普遍性和廣泛性而言，這種手段必然難以滿足遍布全國各地的農民工日益高漲的維權要求。我們不是要反對戶籍地工會對本省在外務工人員的權益關注，也不是要否認異地維權聯動機制的有效性，而是主張農民工工作所在地的工會應當更加明晰自己的職責，從而促使外來務工人員的權益保護進入一種更為暢通的，與工會的本質相一致的正常狀態。

　　當然，勞動者所在地的工會維權不力，是此次討薪農民工被毆所折射的問題所在，但反思并不能就此止步。在更深的層次上，我們應當看到，這不僅是地方工會的個別性問題，更是與目前工會實現其職能的內在制約緊密關聯的。從工會服務的對象來說，大多數農民工依然不是工會的會員，農民工群體中缺乏足夠的工會組織，而從工會自身的性質來說，它既是體現政府關愛和服務勞動者的機構，也是一個具有法人資格的社會團體，這種身份和定位的模糊，常常使得維權位置不清，職責不明，尤其是在對外來務工者這種非戶籍人員的維權上，常常缺乏明晰邊界。而只有在社會生活中重新確立自己的位置，使工會真正成為現代社會意義上的自治組織，工會維權才能從機制上徹底理順，從而獲得更有效的手段，更強大的力量。□　本報評論員 李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