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警惕誤判與偏執沖擊中美關系大局(2)

　　合作比遏制好

　　沈大偉：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美國歡迎一個繁榮昌盛的中國，在國際社會發揮重要的作用。但中國如何運用其新力量還有許多不確定性。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對中國對亞洲地區秩序及全球秩序可能產生的影響保持警覺。

　　到目前為止，中國是作為一個“尊重現狀”的大國而崛起的，希望繼續如此。然而，隨著中國變得越來越強大，世界期望中國為國際社會貢獻更多的“公益”，在全球治理中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不能再是一個國際體系中的“免費搭車人”，而應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一道，解決世界面臨的一系列非傳統安全和發展問題。美國如果真的想改善與中國的軍事和戰略合作，也需要非常仔細地考慮中國的“核心利益”。

　　趙可金：中國崛起對美國而言是機遇大于挑戰。從機遇來說，中國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并成為維護和平與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國雖然未必會成為美國的盟國，但在全球事務治理上會成為美國的伙伴。即使最保守的美國戰略界人士都不得不承認，中美作為全球化的共同受益者，在應對全球性挑戰上具有大量的共同利益。同時，中美在發展階段上存在落差，經濟結構、要素優勢和資源稟賦等都具有極強的互補性，中美合則兩利，斗則兩傷。

　　就挑戰而言，獨特的歷史傳統和國情基礎都決定了中國崛起不會走美國的道路，也不會照搬美國的模式，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崛起無疑讓美國不得不在未來的某一天面對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并且在國際舞臺上為所欲為的空間也會受到限制和約束。此外，隨著中國崛起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家，也必定會沖擊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的號召力，不排除有更多的國家開始追隨中國的經驗，而對美國模式產生懷疑，這一切都是美國不愿意看到的。

　　李侃如：應該說中國的發展、崛起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但這也有賴于雙方執行正確的政策。我一直認為，美國在考慮全球性問題時還是在最大限度地尋求共同利益，中國可能對此不同意。

　　我本人曾長期參與美國政府關于中國政策的制定，一直在推動如何幫助中國發展。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最終美國政府都認為，中國的繁榮符合美國利益。中國的發展對美國有好處，是美國的機遇。中國的繁榮對全球也有好處。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可以在打擊海盜和恐怖主義等方面進行國際安全合作，這也是有益的。

　　袁鵬：中國崛起給美國帶來的機遇有三：一是水漲船高。由于中國崛起，使得全球化被賦予全新內涵，使得全球資金、市場、人才、資源流動更加均衡，也因此帶動美國經濟、金融、市場更有活力，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源頭活水。

　　二是同舟共濟。由于中國崛起，使得中國更有能力和美國一起合作應對從反恐到金融危機在內的全球和地區難題，使彼此形成利益共同體和責任攸關方，為共同塑造21世紀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創造條件。

　　三是和諧共處。由于中國崛起，使得世界發展多樣化更加現實，有助于美國更加開放地面對現實，從而為美國最終放棄霸權心態、塑造大國合作的“多伙伴世界”提供基礎。

　　當然，中國崛起也必然給美國帶來客觀上和心理上的挑戰：首先，中國作為世界歷史上首個“10億級”規模的人口大國的迅速崛起，形成經濟上的挑戰；其次，中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迅速崛起，給美國帶來社會制度、發展模式上的壓力，進而形成政治上的挑戰。這些挑戰有些是客觀存在的，有些是主觀臆想的。未來中美關系的主要任務，就是如何正視這些挑戰，然后解放思想、創新思維，去一個個化解這些挑戰，并在化解過程中塑造新型大國戰略穩定關系。

　　楊潔勉：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堅持和平發展與互利共贏的全球戰略為美國重新自我定位和逐步適應多極世界的歷史性進程提供了機遇，美國不僅有可能免蹈歷史上烜赫一時的全球性強國的覆轍，還有可能同其他主要力量一起成為多極世界的建設性力量，如共同應對緊迫的全球性問題、規劃國際新體系和新秩序、形成與時俱進的新價值觀等。

　　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積極全面合作關系也將為美國在調整國內經濟結構、推進政治社會改革、改善同新興大國群體和亞太地區的關系等方面創造有利的內外環境。

　　最大的挑戰則是美國必須放棄你贏我輸的守成和新興大國零和關系理論，改變對華居高臨下的優越感，努力進行國內政治和經濟改革并以積極姿態發展美中的全面合作。

　　夏偉：今后的挑戰仍將主要集中在貿易和匯率變化問題上。其他的挑戰包括中國在對待伊朗、朝鮮、蘇丹和緬甸國家關系上是否愿意和能夠發揮更加積極和建設性的全球領導作用，以及中國在表述和維護其不斷變化的核心利益概念方面是否有能力展現最大程度的靈活性。

　　趙可金：隨著美國經濟緩慢復蘇，后危機時代的中美合作將會呈現出合作與競爭并存的特點。

　　經濟上的合作將會繼續向縱深發展。

　　戰略上的競爭也會呈現頻繁探底的特征。美國為了獲取更大的利益，必定會改變在危機期間柔性外交的身段，在態度上更加強硬，不遺余力地在眾多問題上主動挑起摩擦，通過對中國施壓而圖謀更大的收益。同時，此種施壓具有戰略偵察的目的，在不斷挑戰中國戰略底線的基礎上，及時把握中國戰略意圖的變化，以作為對華戰略調整的依據。

　　中美關系的制度化趨勢不可逆轉，走向制度化將是后危機時代中美關系最鮮明的特征。

　　李侃如：美中雙方有著許多新的合作領域，如清潔能源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美中在這些領域應該最大限度地尋求雙贏。此外，美中兩國在國際安全方面有著許多共同利益。在東北亞安全問題上，美中兩國也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在經濟合作領域，美中兩國互補性很強。

　　歷史早已表明，美中分歧加劇，兩國關系勢必惡化，而共識的增加則會使兩國關系變得更好。

　　夏偉：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新強國的崛起都對現有的外交秩序帶來困難，有時還形成傷害。中國一直在竭盡全力向世界保證，中國致力于“和平崛起”。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的崛起采取了非常現實的態度，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大體上可為美國所接受。

　　但是，即使美國政府對中國崛起采取了歡迎的態度，中國也要認識到，美國政府有時難以將他們的態度和看法強加給國會議員和老百姓。美國國會議員和老百姓對中國崛起持有相反的看法，前者因為傳統的反共心態，后者擔心工作崗位的丟失。他們的憂慮又因最近金融危機而有所加劇。金融危機使許多美國人感到事情正越來越失去控制。

　　加藤千洋：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影響力不斷擴大，對美國來說既是合作者，也是對立者，中美關系機會和挑戰并存。有人指出，中美兩國在經濟方面處于“相互確保摧毀(MAD)”狀態。MAD是美蘇冷戰時代的核威懾理論。中國和日本同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擔心美國國債貶值。但大量持有的美國國債不能拋售。由于不希望美國經濟繼續惡化，協調應對成為第一選擇。

　　楊潔勉：中美合作從雙邊和地區層面以及某些領域問題上升到全球制度性層面和主要全球性問題，擴大了中美合作的空間，但也增加了雙邊關系的復雜性。

　　戰略合作的需要和難度同時大為增加。雙方對全球性和全局性的戰略協調認識和意愿將繼續增強，但把共同的挑戰轉化為共同的利益及行動仍面臨各種障礙。雙方在某些領域和問題上的戰略防范也在逐步增多，防范的問題從固有的臺灣問題擴大到太空新疆界，防范的區域從臺海擴大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防范的舉措從應變預案發展到實際準備。

　　在力量對比有利于中國發展的新條件下，中美合作的相對平等性將明顯增加。

　　為此，雙方將重新調整和界定各自和相互的妥協度、接受度和容忍度等，并逐步形成新的互動規范和規則。

　　袁鵬：后危機時代，世界各國面臨重塑國際經濟金融新秩序的歷史重任。中美兩國不合作，新的秩序的重構將難以實現。因此，中美合作首先必須學會“抓大控小”。即作為兩個世界級大國，中美必須善于控制雙邊關系的各種矛盾摩擦，而將合作重點放在共同塑造新的國際政治、經濟、金融、安全秩序上。

　　隨著后危機時代美國將戰略關注轉向國內實力基礎的再造和國際影響力的重塑，以往支撐中美合作的外在動力相應減弱。在這一背景下，中美合作必須是挖掘內在合作空間，真正使中美關系由外力推動型轉向內生型，這是中美實現長期戰略穩定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