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民富"的中國路徑 重在縮小城鄉居民財產差距

　　在新的起點上實現“民富”追求

　　剛剛閉幕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將“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作為今后五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之一。人們有理由期待，在即將到來的“十二五”期間，群眾收入水平將再躍上新臺階。

　　對“民富”目標的追求，是我們黨執政為民理念的具體體現，是踐行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根深方能葉茂。沒有“國強”，“民富”將失去根基，而沒有“民富”，“國強”也將徒有虛名。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綜合國力顯著提升，我國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顯改善。但在政府財政收入不斷增加的同時，一系列問題也愈發凸顯：部分壟斷行業收入過高；城鄉居民收入差別過大……這些問題提醒人們，實現更高層次的“民富”目標，依然任重而道遠。

　　正是在這一新起點上，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將“民富”目標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這一追求至少包含兩方面：一是要進一步改善人民收入的整體水平，將“蛋糕”繼續做大；二是要縮小貧富差距，將蛋糕切得更加合理，促進社會公平。而后者較于前者，更具有現實性和緊迫性。

　　因此，此次全會特別提出，將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作為未來五年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核心舉措。這些目標追求對各級黨委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課題：不僅需要進一步細化政策，還亟須轉變唯GDP論的政績觀：在確立科學政績觀的同時，確立民生政績觀，把民富程度作為衡量地方干部政績的重要標尺。因為，只有讓更多群眾共享發展成果，我們才能在新的起點上實現國強民富的美好愿景。(半月談網/記者 褚曉亮)

　　縮小收入差距：警示和機遇

　　中秋、國慶“兩節”期間，“曬福利”又成了網絡上的一項熱門話題。

　　“單位往賬戶里打了一萬塊錢，別的沒了”、“只發了一封電子郵件，以示祝賀” ……五花八門的帖子背后，因為存在網友杜撰臆想的可能，多少顯得有些娛樂化，但問題的核心卻十分嚴肅——福利只是冰山一角，網友真正關心的是收入差距。

　　從年初到現在，決策層多次提到國內居民的收入差距問題。從輿論關注的焦點來看，無論是促使國家統計局三次回應的“5.4萬億元灰色收入”推算，還是引發廣泛爭議的“8.17億中產階級”報告，其指向也還是收入差距。

　　近十年來，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我國的社會財富“蛋糕”明顯做大，但如何“切蛋糕”的問題隨之凸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包括勞動收入比重的下降、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社會各階層收入懸殊的警示逐漸凸現，但專家同時認為，縮小這一“鴻溝”的機遇也在到來。

　　收入差距緣何不斷拉大？

　　畢業快5年、在一家貿易公司工作的方巍，目前剛剛在武漢買房，當他將近3個月存下的1萬元錢存入銀行的按揭賬戶后，銀行卡頓時又亮起了“紅燈”，“買房后的存款從沒高過5位數，所以十一哪也去不了”。

　　有時候，方巍會很羨慕或妒忌他的同學徐斌。后者在大學畢業后通過各種關系進了一家證券公司，“趕上07大牛市時，年底獎金就發了6萬”。徐斌現在有車有房，假期休市時還可以與家人四處旅游，生活品質比方巍高出很多。“畢業不到5年，我們的收入差距接近3倍，” 方巍說。

　　此外，城鄉收入的差距擴大同樣明顯。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回顧了改革開放至今的城鄉居民收入比：1978年這一數據是2.56，其后隨著農村率先進行改革，到1983年這一數據降至1.82。上世紀90年代初期城鄉居民收入比總體變化不大，但到了1999年，隨著重工業增速超過輕工業并引領工業化進入中后期，這一數據明顯攀升，到2009年已變成3.33。

　　可以證實的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475(聯合國標準認為0.4以上屬于收入差距較大)。此外，還有學者認為2009年的這一數字已經到了0.5，但尚需材料支撐。“總體而言，中國的貧富差距已超過合理界限，目前的收入分配不能令人滿意，”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說。

　　學術界認為，導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在初次分配層面主要有：如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相對下降、技術進步和資產收益率提高造成勞動報酬下滑以及城鄉、地區、行業和不同所有制企業收入差距的拉大。在這其中，李揚認為要重點關注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因為它對基尼系數的貢獻度高達40%。

　　“我們考察了與城鄉差距有較高關聯的地區差距，從各省的平均工資等指標看，可以發 現地區差距本世紀初以來趨于平穩并開始下降。這給了我們一種想象空間：只要把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90年代初的水平，則中國的基尼系數將回落到0.4以內，而這并不是不可企及的任務，”李揚說。

　　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轉折點正在到來？

　　中國的收入差距為什么會持續拉大？這種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嗎？這些問題在學術界中有廣泛討論。“按照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理論，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國際貿易的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會獲益，從而縮小該國的貧富差距，但在中國，事實情況并非如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馬斯金日前在上海世博會一次主題論壇上開門見山地說。

　　為此，馬斯金提出一套替代理論：發展中國家也有高技術的管理層和低技術的生產工人。而全球化的結果是，發達國家的企業往往選擇與發展中國家的管理層及技術人員合作，而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環節由生產工人執行。這樣一來前者確實享受到全球化的好處，而后者的收入很難提高，于是貧富差距就被拉大了。

　　“城市化、工業化把大量的資金和高技術水平的工人聚集在一起，由此造成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但這只是階段性現象，在未來不可持續，”李揚表示。他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已有初步觀察，認為城鎮化率達到45%時就是這樣一個轉折點，過了轉折點后城鄉收入差距會逐步縮小。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達到46.6%。

　　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種轉折呢？李揚認為，首先是城市地區的工業化已初步完成，各項商務成本趨向提高，資本和勞動力不再單向集中，而是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此外，第三產業的崛起也使得城市優勢消失，在發展三產方面有時農村條件更加優厚，這會導致配置在鄉村的資金收益率有可能比城市更高。比如，李揚就觀察到很多企業在上海郊區的崇明投資養老事業，有消息稱像泰康人壽這樣的大型保險企業也在其中。

　　如果說轉折點已經到來，那么政府的任務就是創造條件促使這個過程更快地展開。實際上，政府已經做了不少嘗試，“比如，提高農產品價格，但因為人均土地少，這種做法效果有限。至于補貼那就更有限了。根本的出路還是讓更多人從農村轉移出去，” 柯炳生說。

　　在轉移的過程中，土地是核心問題之一。“如何在城鄉之間配置土地，如何 確保農民能夠分享土地帶來的收益，如何讓土地不僅成為農民的收入手段，而且是養老手段。顯然，這需要一個全國性的制度安排，” 李揚指出。

　　收入分配改革事關中國經濟的順利轉型

　　正如李揚所言，在遏制收入差距拉大方面，政府負有重要責任。目前，各方的一個共識是，如何優化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應成為政府“十二五”規劃的重要內容。

　　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日前在參加一次視頻訪談時指出，“十二五”期間越難的問題必須具體化。像“十一五”期間設定單位GDP能耗降20%的目標，原來看起來很艱難，但因為是約束性指標，在各級政府的努力下預計也能實現。這給了政策制定者一種啟示：雖然縮小收入差距很難，但只要在制度安排、落實機制方面有保障的話，還是有希望實現的。

　　實際上，解決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不但事關社會公平，也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是否能由投資驅動向消費拉動順利轉型。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城鄉居民儲蓄余額突破26萬億元，較2005年時接近翻番。“看起來老百姓似乎并不缺錢，”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居民消費不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從收入分配結構上說起。

　　該所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家庭消費率隨收入增加而遞減的趨勢非常明顯。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消費率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消費率越低。這就意味著，全社會增長的收入，如何分配與消費聯系很緊密。對于很多高收入家庭來說，邊際消費傾向非常低，他們把相當部分的收入用來購買房產，然而這并不是消費而是投資，并且很容易形成資產泡沫。而中低收入家庭過高的教育和醫療消費比例，限制了這些家庭的日常消費和即期消費。

　　“為了擴大消費，在國民收入中，要增加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而在居民收入中，要更多地增加低收入群體所占的比重。要防止出現有錢的人消費飽和、需要消費的人沒有錢的情況，” 李培林說。(瞭望/記者：何欣榮、葉鋒)

　　重在縮小城鄉居民財產差距

　　“解決城鄉差距問題要抓住主線，如只抓收入差距，很難解決農民工市民化的實質問題。當前，要努力縮小城鄉居民財產差距，并圍繞此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經濟學家華生教授說。

　　14日，董輔礽經濟發展基金會召開秋季學術沙龍，討論收入分配改革問題。華生教授結合他領導的課題組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報告，作了主題發言。

　　華生教授說，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按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從1978年的2.57倍擴大到2008年的3.33倍。但大家感覺城鄉差距持續擴大，并且不僅是統計數據這么一點。這主要是由于城鄉財產差距的急劇擴大。

　　他說，改革開放之前，城里人基本沒有住房，只有價值200—300元的手表、自行車等“老三件”，而農民有自有住房，還有宅基地、自留地，城鄉居民財產差距很小。現在僅從收入上講，農民工的收入與城市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并沒有那么大。但現在僅住房一項，城鄉居民財產差距就達10倍以上。現在說農民工市民化的障礙很多，其實其他福利保障隨著就業都可逐步解決，最大的障礙是住房。對只有幾萬元財產的農民來說，要躋身擁有至少幾十萬元乃至百萬元房產的市民階層，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鴻溝。

　　華生教授指出，縮小城鄉差距關系到國家大計，而宏觀政策的口徑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統計數字的準確、口徑的可比、統計方法的科學。應全面改革和改進統計工作，為宏觀決策提供可靠基礎。(半月談網/記者 袁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