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難聘優質普查員 面臨隱私權保護等難點

　　11月1日零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啟動。與前五次不同，這次在中國境內的港澳臺同胞和外國人也被納入調查范圍。

　　“增加這一項目的背景是，隨著對外交流擴大，因各種原因來國內的境外人員越來越多。”國務院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顧問咨詢組專家翟振武說。

　　此次人口普查，共有來自人大、清華、北大、社科院的9位學者受聘為咨詢專家，身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的翟振武被聘。他說，解放后每次普查，項目都有增加，所增加的都是當時社會發展最需要的信息。

　　【緣起】

　　“一次普查”始于政治需要

　　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為摸清人口狀況決定普查人口

　　段成榮是人大人口學系主任，也是此次人口普查咨詢的專家。段成榮說，人口普查最早起源于北歐，發展到今天最典型的是美國，最初的人口普查都與政治權利有關，美國是獨立后要確定每個州的眾議院席位，于是對各州人口進行普查。

　　段成榮說，中國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也與政治權利有關。

　　1953年，中央決定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摸清國內各地、各民族的人口數，決定在1953年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的內容直接服務于目的，只針對本戶地址、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與戶主關系等6項進行了調查。

　　“盡管起初的普查為政治服務，但調查的結果卻被社會很多領域所用，漸漸地，人口普查成為國家制訂各項規劃的重要依據，比如居住區的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的規劃都會參考。”段成榮說，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也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訂提供了依據。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還沒有形成固定的人口普查意識。

　　1964年，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國內各方面運行都很困難，國務院迫切想知道國內人口的具體情況，又進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調查的項目在第一次基礎之上，又增加了本人成分、文化程度、職業3個項目。

　　但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結果是作為保密資料對待的，留給高層參考，只公布了人口總數，連性別結構等信息都沒有公布。這么做的原因是，如果數字公布得詳細，很容易測算出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到底死了多少人。

　　直到1980年以后，準備進行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央安排以國家統計局工作人員名義，在報紙上公布了第二次人口普查的主要結果。

　　【成型】

　　1982年后定為十年一查

　　1982年普查第一次邀請美國專家參與項目設計，被稱為和國際接軌的普查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我國已經實行計劃生育，普查項目中又增加了生育子女數和存活子女總數、1981年生育胎次等項目。

　　那次人口普查有兩個背景，一是現代國家沒有不搞人口普查的，中國結束了內亂，為給國家制訂政策提供詳細人口依據，需要一次人口普查。二是聯合國很關注人口普查，積極推動成員國做這項工作。

　　本次人口普查的咨詢專家翟振武那次作為普查員參加，當時中國已經實行改革開放，于是，那次普查又帶上了時代印記，第一次邀請美國專家參與普查方案的討論以及項目設計。聯合國援助計算機，還幫助培訓技術人員。

　　翟振武說，第三次人口普查是一次真正和國際接軌的普查，采用了現代人口普查的概念和定義，那次普查項目增加到19個，有就業信息等項目。

　　第三次人口普查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人口普查機構，從那時開始我國形成了一支沿用到現在的人口普查的組織模式，國務院和省以下各級人民政府都成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和辦公室。

　　在段成榮看來，1982年的普查還帶去了一個很重要的附產品：通過那次普查，國內形成了共識，每隔十年普查一次人口，逢“10”之年普查，兩次普查中間再進行一次1%人口的抽樣調查，第一次抽查是1987年，此后都固定在兩次中間的逢“5”之年。

　　“可以看出，現代的人口普查不再只因為政治權利的需要。”段成榮說。

　　在段成榮眼里，社會的主體是人口，有關人口的數據是社會最核心的數據，能影響國家各方面的決策。

　　【難點一】

　　流動人員虛報狀況

　　體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變遷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流動人口的大量涌現。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流動人口剛剛出現，到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流動人口數量開始急劇增長。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流動人口被列入普查項目，那次普查項目增加了兩項都與流動人口有關。2000年人口普查，流動人口依然是關注的主要項目，共有8項。

　　根據人大教授段成榮的測算，1982年全國的流動人口是657萬。而2000年的全國流動人口已經達到1.4億。

　　流動人口的增加給普查增加了不少難度，有些企業不愿意如實提供真實數字，有些地方政府也不愿意說，因為地方很多指標的考評都是按“人均”來計算，當地方對一些數字拿不準時只會少說，不會多說，以減少平均數的分母。

　　而且，之前對流動人員的調查方法本身也有問題。

　　以2000年為例，人大教授翟振武說，當時只調查流動半年以上的人員，一般人都排斥陌生人的詢問，有的流動人員即使到流入地呆了半年以上，也會隨口答“一周、半個月”，這樣流入地就不會登記此人。而他的戶籍所在地普查人員一說此人已經離家半年，就不再登記，因為按規定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員要在流入地登記，于是，這個人就被漏登了。

　　本次人口普查，流動人口依然是個難題，國家人口計生委在《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0》中指出，2009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2.11億人。

　　人大教授段成榮說，這次在調查方法上改成“見人就登”，同時在流出地也調查流出人員的數量，這樣可以從技術上區分戶籍人口和流動人口的數量。

　　【難點二】

　　難聘優質普查員

　　“1982年普查的質量最高，2000年的質量最低。”人大教授翟振武說，誤差主要有兩部分，一是漏登，一是重復登記。

　　1982年人口普查的誤差率是千分之一點二，2000年普查的誤差率是百分之一點八一。

　　“流動人口是影響誤差率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因素。”翟振武說，1982年組織非常到位，當時一動員起來，各單位都踴躍參與，機關、街道、企業都積極抽調人員當普查員，而且都愿意將素質好、責任心強的人員抽調出來。

　　“1990年，情況也還行。”翟振武說，但到了2000年，抽調普查員就沒那么容易了，市場經濟了，企業不愿出人，各機關、單位也沒那么積極，即使派人也不會派高素質、責任心強的人了，有些單位直接將平時表現不好的人抽出來當普查員。

　　2000年開始社會招聘普查員，但很多人干不了幾天就離崗了，因為人口普查繁瑣而辛苦。

　　這次人口普查，普查員的問題依然嚴峻，本報記者了解到，在北京，因為工作壓力大，平均每個人要調查80戶，各區縣都出現了普查員辭職的情況。

　　北京市統計局宣傳中心主任張雪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經初步測算，北京此次普查需要約2萬名普查指導員和約8萬名普查員，盡管招聘時多準備了5%的儲備力量，現在都頂上去了，但還是不夠。

　　北京市望京西園四區人口普查指導員蒲錦榮與她的三個同事今年9月摸底工作結束前全部辭職了。蒲錦榮說，招聘的普查員，很多是退休人員，文化水平低，普查流程常出錯，作為普查指導員，她經常要對填錯的信息核實改正，這方面壓力也很大，最終她選擇了辭職。

　　【難點三】

　　維護隱私 拒人入戶

　　相比于前五次人口普查，今年開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又面臨新的難題，那就是居民的隱私意識增加，入戶調查難了。

　　盡管2000年就已存在這一問題，但這次的難處還是大大超過了預料。

　　“人們會乖乖呆在家里等著普查員來的時代已經結束。”李志明是貴州都勻市的一名普查指導員。

　　他和同伴們最近一段時間每天加班，晚上工作到11點是常態。白天家里沒人，李志明只能在晚上6點到9點左右入戶調查。

　　和20多年前的普查相比，李志明發現如今“門難進了”。

　　李志明仍然記得1982年入戶普查的情景：“住戶大多都比較配合，對普查員也比較客氣，覺得這是盡一種義務。”他感慨的是，現在愿意積極配合的住戶越來越少了。“有人寧愿打游戲，或者休息，也不愿配合調查。”

　　因為被普查者對于隱私的日益重視，普查員常會遭遇被拒的尷尬。“只有多敲門，給住戶看工作證，沒有其他辦法。”李志明說。

　　而北京回龍觀的社區服務者康月同樣為此苦惱，摸底調查階段時，作為普查員的康月需要向住戶詢問身份證號碼以及聯系電話，對方總會警惕追問：“你要這個干什么？”康月只能反復解釋，與對方簽承諾書，保證這些信息絕不會被泄露，否則自己需要負法律責任。

　　在培訓的過程中，康月也被授意要在詢問死亡人口時注意說話的方式和態度，但實際的情況是常常遭遇住戶的沉默。

　　貴州的李志明稱，他和同事們把其原因歸咎于公民社會責任感的日益淡漠。

　　人大教授翟振武認為，公民社會意識的培養，需要政府的引導。

　　【提問】

　　入戶調查能否改為郵寄調查？

　　專家表示我國流動人口多郵政系統不完善，郵寄調查不適合中國國情

　　由于入戶摸底遭遇困難，有人建議采取郵寄調查表的方式來避免這個難題。

　　郵寄調查在美國一直采用，美國1970年的人口普查中約60%是通過郵寄調查表完成的，1980年這一比率增加到90%，2000年是83%。對于那些不能及時將調查表填好寄回的家庭，普查員會登門調查。

　　翟振武作為此次人口普查的咨詢專家，他說此次普查展開前進行方案論證時，國家統計局也有人提過郵寄調查的辦法，但最終沒采納。“中國的現實是，有2億多流動人口，如果用郵寄的方式，漏登的可能更多。”

　　人大教授段成榮也認為，中國難以實行郵寄調查，我國目前還沒有完備的郵政系統，新建小區、郊區的郵政并不暢通，難以保證郵寄資料能覆蓋到每個家庭。

　　段成榮說，采取郵寄調查還有一個前提，要保證每個家庭至少有一個人具備正常的讀寫、理解能力，一旦理解出錯，還要依靠普查員上門。另外我國還有1000萬文盲人口，有的家庭成員全部都是文盲，這些家庭實行郵寄調查也不現實。

　　段成榮認為，理論上可以從開始設計階段就對人口進行劃分，一部分家庭采取郵寄資料調查，一部分家庭入戶調查，但我國流動人口數量大、文化素質不齊的現狀，造成無法劃分。

　　有些發達國家公民擁有唯一可識別的身份號碼，可以電子普查，但我國的信息系統遠未達到那個水平，而且，很多人都沒有身份證，身份證號碼錯亂的現象也很嚴重，所以采用身份證調查的方法也不可行。

　　翟振武說，這次也有人提出入戶調查時登記身份證信息，以方便與公安機關的戶籍資料對比進行信息核對，但最終也沒有采納。“首先有些人不愿意說，另外，每個人18位數的身份證號碼驗證起來，工作量也會很大。”

　　在翟振武看來，郵寄填報、信息化普查的路還有很遠，目前最適合中國的人口普查方式還是入戶調查。

　　本報記者 錢昊平 朱柳笛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