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控物價保民生各級政府要積極作為

　　觀點提要

　　物價是普通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之一。穩定物價是民眾心聲，是國家之責，更是檢驗各級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試金石。于短期內緩解民眾生活壓力需要平衡供需關系，長遠地穩定價格預期則需要停止超發貨幣。更重要的是，需要通過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在內的一系列制度改革，讓民眾分享到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才能真正對抗通脹給社會穩定帶來的沖擊。

　　國務院17日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部署了抑制物價過快上漲，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的措施。會議提出，當前要確保市場供應；補貼困難群體；必要時對重要生活必需品和生產資料實行價格臨時干預；對惡意囤積、哄抬價格等行為進行重點打擊。

　　民生無小事。物價一直是普通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之一，中低收入群體特別是困難群體，對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品價格波動的感受更是強烈。面對近幾個月食品蔬菜價格明顯上漲的現實，盡管有不少專家放言“通脹形勢可由市場機制自動緩解”，但國務院卻認識到了政府出手穩定物價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在千家萬戶的米袋子、菜籃子、油瓶子明顯變“沉”，且有可能隨著“兩節”來臨而愈發“拎不動”的情況下，抑制物價特別是食品價格過快上漲已經成為一種必須，成為檢驗各級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試金石。

　　穩定物價是民眾心聲，更是政府之責，這點毋庸置疑。不過，對政府該如何出手還有一些爭議，其中頗為常見的觀點是“不能用管制手段干預完全市場化的領域”。的確，政府“有形的手”終須遵循市場規律，如果強行壓低農副產品價格，會挫傷農民的積極性，造成農產品產量下降，市場后期供應緊張，助推價格進一步走高。但同時必須看到，有了此前數番控制通脹積累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控制通脹的手段不可能是機械而單一的。更何況，在中國市場化進程加速、高度融入全球經濟的當下，依靠簡單行政命令的方式也不可能解決價格問題。

　　就這一點，我們不妨參考福州的實例：日前，福州市開始對大白菜等4種當家菜實施“限價令”，一度高企的菜價迅速回落。用相關負責人的話來說，此次干預“既非政府定價，也非行政限價”，而是一種“更市場化”的形式，即補貼大型國有蔬菜批發商，由其組織貨源，從而影響市場整體價格。這種干預方式是否最優可再探討，但它至少說明了一個道理：市場并不萬能，市場經濟也不是放任自流。部分人士不應將政府部門的價格干預水平和市場經濟意識估計得過低，更不應一提到“限價”就一概稱之為“重回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反對政府一切形式的價格干預。

　　從目前出爐的穩定物價舉措看，“促進生產、加大市場供應”，“嚴懲投機、維護市場秩序”，核心都是平衡供需關系，這當然有助于穩定食品價格特別是應季蔬菜價格。但既然穩定物價不僅包括穩定蔬菜價格，穩定物價的原則是“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保障民生、穩定預期”，那我們就不能忽視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輪物價上漲，與“貨幣超發”有著斬不斷的聯系。

　　中國超發了多少貨幣，是否由此引發通脹？這是近期各界爭論不休的話題。有媒體報道稱，中國超發貨幣近43萬億元，計算方法是以M2(廣義貨幣存量)減去GDP(國內生產總值)，即今年9月末M2的69.64萬億元，減去前三季度GDP總額26.866萬億元。對此，央行副行長馬德倫、央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等先后解釋稱，這種說法沒有理論和現實依據，不夠科學、客觀。在這里，我們不必糾纏于超發貨幣的具體計算方法，一是因為央行官員們并未說明何種計算方式科學、客觀，二是因為有據可查的事實是，隨著M2達到近70萬億元，中國成為全球貨幣量第一大國，M2與GDP之比超過200%，也為全球之冠。即使否認超發貨幣引發通脹的央行官員，也承認“M2/GDP大幅上升是一個特殊現象，是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不利影響而實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結果”。

　　不可否認，在全球美元潮涌、國內貨幣存量又急劇放大的雙重壓力下，貨幣不愿進入長線投資的實體經濟領域，投機短炒之風卻由高端投資品市場一路刮到生活必需品市場。結果是黃金、房子、藝術品、茶葉、紅酒乃至大蒜、綠豆等農副產品價格都出現了大漲。從某種意義上說，平衡供需關系更多是在短期內緩解民眾生活壓力，而限制超發貨幣才能更長遠地穩定預期。對穩定物價而言，停下超發貨幣之手比伸出回收貨幣之手(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加息)作用更大、風險更低。

　　更重要的是，中低收入群體之所以無法承受物價上漲，從根兒上說是因為超量貨幣刺激了經濟回升和通脹預期，卻沒有帶來收入的相應增長。只有讓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與經濟總量、財政收入相匹配，緩解地區間和社會成員間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讓民眾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才能真正對抗通脹給社會穩定帶來的沖擊。對此，我們應該認識到，解決民生問題是最大的政治，改善民生問題是最大的政績，心頭裝著百姓冷暖，敢于作為、善于作為，才會最終取得調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