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決定性作用”牽動影響全面改革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重大突破，將牽動影響改革發展全局。

　　以市場活力釋放經濟增長潛力

　　我理解，提出市場決定性作用，首要目的在于尋求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發展新路。

　　13億人的內需大市場是我國的突出優勢。無論是從城鎮化的內需潛力看，還是從消費結構變化的大趨勢看，我國居民的消費需求潛力巨大。初步測算，到2016年，我國消費需求規模有可能達到30萬億人民幣；到2020年，有可能達到45萬億～50萬億人民幣。考慮到消費引致的投資需求，到2020年我國的內需總規模有可能接近百萬億人民幣，由此成為未來10年保持7%左右增長的主要支撐。

　　問題在于，這個巨大內需潛力要轉化為轉型和增長的中長期優勢，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主要取決于市場化改革的實現程度。以醫療市場為例，麥肯錫的一份報告提出，2011年中國醫療衛生市場總規模為3750億美元，預計到2020年將突破一萬億美元。其結論是：未來10年，中國將成為增長最快、規模最大的醫療市場。這個數字的可靠性如何可以討論，但全社會的醫療需求日益全面快速增長是一個大趨勢。看一看大多數三甲醫院比菜市場人還多就是個證明。釋放醫療消費需求的主要出路在于：第一，在政府加大公共醫療投入、加快醫療體制改革的同時，要放開醫療市場，支持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醫療健康市場；第二，加大監管，加快形成安全、有序、有質量的醫療市場體系。

　　進一步說，依靠市場力量釋放13億人的消費大市場，需要推動消費主導的投資轉型。發展消費型經濟，不是要不要投資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投資多寡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由市場需求結構決定投資結構，使投資結構與社會需求結構相適應，減少和停止低效、無效投資，增加和擴大適應市場需求變化趨勢的投資，由此實現投資消費的動態平衡。

　　“市場決定性作用”牽動影響全面改革

　　市場決定性作用，主要是指經濟生活領域的市場決定。雖然并不是全部作用，但是它對全面深化改革有重大的影響。

　　全面理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它不僅僅是指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更重要的是指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例如，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市場競爭機制等。這里，需要討論的是：農村土地資源配置能不能由市場決定？我的看法是：農村土地資源配置雖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仍然是重要資源。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目的就在于讓市場在農村土地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因此，在政府嚴格規劃和嚴格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農村土地資源市場配置仍然起決定性作用。從實際情況看，農村土地資源配置中的某些突出問題，政府規劃與用途管制缺乏剛性約束是主要原因。

　　進一步說，“市場決定性作用”與深化農村改革直接相關。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這些重大信息給億萬農民極大鼓舞，也是廣大農民盡快富起來的一個根本性條件。它可以使農民帶著土地財產權進城，可以使一部分農民有條件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當然，這很復雜，需要選擇有條件的地方試點，但不應當以“復雜”為由或擔心農民的“短期行為”，而不去積極主動推進。建議明年盡快出臺并加快實施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和建設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的實施方案；按照三中全會決定要求盡快修改《物權法》，將農村土地使用權明確界定為可抵押財產權。

　　此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主要是經濟領域，又不限于經濟領域。例如，在文化產業資源配置中市場能不能起決定性作用？我的看法是，在政府承擔公共文化主體、并發揮主導作用的前提下，文化產業資源配置也是要由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由此，才能加快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才能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實現文化資源優化配置，才能盡快形成放活文化市場、做大做強文化產業的大環境。

　　“市場決定性作用”的關鍵是改變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不可否認，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中功不可沒。問題在于，政府過多、過大的行政干預和深度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嚴重扭曲了政府與市場關系，嚴重壓抑市場活力。這不僅是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重要原因，也是導致尋租腐敗的體制根源。

　　競爭性地方政府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盡管在短期內仍然可以拉動G D P的較快增長，但會為中長期發展埋下更大的經濟隱患和經濟風險。這就需要盡快形成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的中央地方財稅體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規范地方政府行為的制度約束。例如：果斷廢除G D P導向的干部選拔機制，盡快建立以公共服務和社會滿意度導向為重點的干部政績考核、選拔機制。與司法體制改革統籌考慮，探索建立中央地方雙重法院體制等。

　　加大向社會放權的力度，形成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的社會合力。現代市場經濟，不僅要有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有效的政府監管和法治基礎，還需要行業規范和各類中介組織發揮作用，才能形成市場經濟良序運行的合力。當前，消費安全問題頻發，不僅反映了政府市場監管職能的缺位，也反映了行業自律、行業規范的嚴重缺失。面對無數個市場主體，要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既需要政府的有效監管，也需要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在行業自律中的重要作用。這就需要推動現有行業協會的“政會分開”、去行政化，支持各個行業的民營企業在自愿的基礎上聯合建立各類行業協會，強化行業自律，以承接政府更大程度下放的行業管理職能。

　　推動政府監管由事前審批為主向事后監管為主的轉變。“負面清單”管理是重新定位政府經濟職能、把自主權還給市場主體的重大改革舉措。以“負面清單”管理為重點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邊界，是激發市場活力的關鍵所在，也是全面改革行政審批體制的關鍵所在。建議在上海自由貿易區探索的基礎上，盡快出臺全國負面清單和權力清單，推動行政審批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建議中央層面爭取2014年內提前實現削減三分之一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

　　“市場決定”，涉及到多方面改革思路的轉變，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第一，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意味著資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意味著激活13億人的消費大市場，將對我國走向公平可持續增長的轉型和改革具有決定性影響；第二，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意味著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終結，對于市場主導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有決定性影響；第三，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意味著權力配置資源導致機會不平等、權利不平等的歷史終結，意味著釋放社會資本的活力，對于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具有決定性影響;第四，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意味著官本位、權力尋租、經濟特權的歷史終結，對于抑制消極腐敗、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具有決定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市場決定論”其深刻性、其意義不亞于20年前提出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兼容論”。

　　(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