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麗文

　　在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鐵流中，至少有30名朝鮮籍干部和戰士與中國紅軍并肩征戰，軍委干部團的參謀長畢士悌便是他們中間的杰出代表。

　　畢士悌(又名楊林)，1898年生，朝鮮平安北道人。他從12歲便參加反日學生運動。1919年，參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三一愛國起義”后，秘密來華。

　　1921年6月，畢士悌考入云南陸軍講武堂第十六期，專修炮科專業，至1924年初畢業后，即輾轉奔向中國革命中心——廣州，經駐粵朝鮮革命者推薦，考入黃埔軍校，在這里，聽孫中山演講，得周恩來指點，畢士悌轉而信仰共產主義，1925年夏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跟隨葉挺獨立團，在北伐戰爭中屢建奇功。

　　1927年至1930年，畢士悌曾先后在蘇聯中山大學和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1932年7月，奉命進入中央蘇區，曾任紅一軍團參謀長和工農紅軍學校總教官。

　　長征開始后，畢士悌任軍委干部團參謀長。干部團的主要任務是保衛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并負責儲備、培訓和為部隊輸送干部。畢士悌所部不但要時刻準備打仗，而且打的還是硬仗、惡仗。

　　萬里征途，紅軍幾乎天天有戰斗。湘江之戰是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后最為慘烈的一役。畢士悌身先士卒，用刺刀、手榴彈同敵軍展開殊死搏斗，干部團激戰數日，打退了敵軍數次進攻，終于掩護中共中央及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領導機關安全渡過湘江。

　　1935年2月，二克遵義之戰打響，畢士悌同干部團指戰員在“開展戰局的關鍵”時節，一天強行軍60公里，奪占婁山關，保障中央紅軍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

　　有勇有謀，沖鋒在前打頭陣，是畢士悌在戰場上的鮮明個性特征。1935年4月29日，中革軍委決定迅速渡過金沙江，建立根據地。毛澤東親自下令干部團搶占皎平渡，作為紅軍主力北上入川的主要渡口。領受任務后，畢士悌參與指揮干部團化裝成國民黨部隊，徒步急行軍140公里，在無一傷亡的情況下，按時搶占皎平渡。由于戰場情況急劇變化，其他渡口的船只均被敵人燒毀，全軍都須在皎平渡渡江。而通安州地勢險要，居高臨下，可以直接控制皎平渡，因此，軍委嚴令：不惜一切犧牲，拿下通安州！畢士悌受命親率干部團前衛營，擔負這一重任。由于從金沙江邊到通安州，只有一條很陡很窄的山間小路，盤旋在懸崖峭壁的半山腰上。敵人占據有利地形，邊射擊邊從山頂往下滾石頭。畢士悌冒著槍林彈雨，沖殺在前。他身先士卒，機警地貼著絕壁，巧妙利用敵人的射擊死角躲閃躍進。緊隨其后的紅軍戰士，模仿他的戰術動作，一舉攻占了敵人扼守的火焰山隘口，繼而乘勝直奔通安州，最終以極小的代價奪取了通安州，使大部隊順利渡過金沙江。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紅軍干部團被改編成紅軍學校特科團，畢士悌繼續任參謀長。當張國燾公開分裂紅軍，強令紅軍學校原四方面軍學員南下時，畢士悌帶領原干部團的干部堅持北上。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畢士悌參與指揮所屬部隊，踏過岷山千里雪，突破天險臘子口，攻克哈達鋪，穿越渭河封鎖線，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吳起鎮。

　　1936年2月22日，畢士悌在率部東渡黃河、挺進抗日前線的戰斗中，將最后一滴熱血灑在黃河岸旁。

　　占善欽

　　武亭，紅軍中驍勇善戰的朝鮮籍指揮員，他精湛的炮術，不僅博得了紅三軍團長彭德懷的贊揚，還被廣大指戰員譽為“紅軍炮兵的鼻祖”。長征路上，他率領炮兵營斬關奪隘、屢建戰功。

　　武亭，原名金武亭。1905年生于朝鮮咸鏡北道鏡城郡。1919年，武亭參加了朝鮮“三一”反日愛國運動，由此開始他的革命生涯。1923年初，他和無數朝鮮志士一樣，秘密渡過鴨綠江，來到中國尋求爭取朝鮮獨立復國的道路，開始了他在中國22年的傳奇經歷。

　　武亭在中國工農紅軍中，歷任連長、營長和團長等職，并參加了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長征開始后，武亭擔任軍委第一縱隊第三梯隊隊長兼政委，1934年12月黎平會議后，武亭調任紅三軍團炮兵營營長。

　　在艱苦卓絕的長征中，武亭率領炮兵且戰且走。在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時，武亭率炮兵營在坪石單獨作戰，擊潰敵1個保安團，殲敵100多人。最為精彩的是武亭在廣西龍勝地區指揮的一場阻擊戰。當時紅軍突破湘江不久，人員傷亡過半，只得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發。途中，中央縱隊遭遇廣西軍閥李宗仁部隊。紅三軍團拼死撕開敵人的防線，并派彭雪楓率領的第四師阻擊敵人，掩護主力通過。第四師打了一天一夜，傷亡很大，總部命令武亭率炮兵營參加戰斗，彭雪楓對武亭交待：“哪怕打到一兵一卒，也要守住。你們的背后就是中央縱隊，不能后退一步。”武亭指揮炮兵營，打得英勇頑強，勝利地完成了掩護中央縱隊的任務。此后，紅三軍團炮兵頑強戰斗，不斷配合步兵粉碎了敵軍的圍追堵截，在攻打婁山關等戰斗中，炮兵大顯神威，對戰斗的勝利起到關鍵性作用。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妄圖乘黨中央面臨的暫時困難奪取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8月中旬，紅三軍團長彭德懷發現軍委參謀部將各軍間以及各軍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通報的密碼全部收回，各軍與軍委的直接聯系中斷，只能與前敵總指揮部(即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通報。為防不測，彭德懷指示紅三軍團另編密碼本，并設法與林彪率領的紅一軍團恢復聯絡，共同保衛中央的安全。彭德懷將此重任交給了武亭。武亭帶著電臺、密碼本，拿著指北針前往甘肅俄界尋找紅一軍團，歷盡艱辛完成了任務。

　　就在武亭將密碼本送達一軍團的當天，張國燾密電陳昌浩要“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企圖危害中央和中央紅軍。毛澤東果斷決定率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即刻前往俄界，與紅一軍團會合，挫敗了張國燾的陰謀。武亭接通的紅一、三軍團的電臺聯絡，在這次決定紅軍生死存亡的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長征結束后，武亭進入紅軍大學學習，后擔任紅軍總部作戰科長。1937年，武亭接受了重組八路軍炮兵的重任，并于1938年1月親任八路軍第一個炮兵團——總部炮兵團團長。抗日戰爭勝利后，武亭回國，歷任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中央委員、勞動黨第二書記、朝鮮人民軍第二軍團長、首都防衛司令官等職，1951年7月病逝于平壤。

　　肖玥

　　70年前，一位不穿軍服卻騎軍馬，不帶武器卻享受武裝警衛的外國人,走在紅六軍團的長征隊伍中，他就是瑞士籍傳教士勃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復禮。

　　薄復禮1897年生于英國的曼徹斯特此前父母生活在瑞士。1922年秋，受教會派遣來到中國，在貴州境內的鎮遠、黃平和遵義一帶傳教。

　　1934年10月1日，薄復禮和妻子由舊州前往鎮遠的途中，同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不期而遇。當時的紅軍官兵，對于來華傳教的洋人多抱有敵視態度，但傳教士們有可能提供一些經費和藥品，以解紅軍醫療器械和藥品極度匱乏之急。因此，紅六軍團要求薄復禮暫時不要離開紅軍，以幫助籌措經費或醫療用品。

　　紅軍占領舊州后，在一座法國教堂里得到了一張法文貴州地圖，蕭克將軍如獲至寶，他急需人將此圖譯成中文，于是請來薄復禮。薄復禮懂法文，能講一些中國話，卻不會寫中文，于是就采取了由薄復禮讀中文，蕭克在地圖上標記的方法。交談中，蕭克不僅掌握了許多對軍事行動有用的材料，也了解了薄復禮的身世。蕭克后來回憶說，他同傳教士的這次合作“是一件不能遺忘的軍事活動”，他幫助翻譯的法文貴州地圖，“是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解決了我們一大難題”，這幅地圖是紅軍“轉戰貴州、作戰行軍的好‘向導’”。

　　紅軍的生活條件極其艱苦，但薄復禮卻享受著特別禮遇。紅軍官兵夜宿時打地鋪，卻讓他睡躺椅，紅軍以野菜充饑，他卻吃米飯炒白菜。夜幕降臨，征戰駐止，傳教士進入夢鄉，紅軍哨兵則在戶外徹夜守衛。在紅六軍團主力與賀龍、關向應率領的紅二軍團會師的過程中，盡管經常見到彌漫的炮火硝煙和英勇陣亡的紅軍戰士，但傳教士卻總是安然無恙。

　　1935年11月19日，紅二、紅六軍團踏上了長征路程。部隊日夜兼程疾進，薄復禮卻患上了瘧疾，紅軍為他請醫問藥，行軍中讓他以馬代步，晚上有專人為他生火取暖，這些點點滴滴使他銘記難忘。

　　1936年3月的一天，蕭克告訴薄復禮：“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同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也沒有在中國設租界地，所以，我們決定放你走。”蕭克還親自下廚，設“家宴”款待薄復禮等人，大家不分等級就座，廚師也不按程序上菜，氣氛輕松，無拘無束，談笑聲不斷。4月11日，蕭克、王震等再設午宴為薄復禮餞行。席間尋問他需要多少路費？他提出需要4塊銀元，當即有人拿來10塊銀元，供他上路。12日，是西方傳統的復活節，薄復禮帶著萬千感慨，離開了曾與他朝夕相處的紅軍官兵，踏上歸途。

　　回首560個日日夜夜，薄復禮內心深處多少有些委屈。但是，作為紅軍長征的見證者，他更為這一壯舉所折服。他用3個月的時間，將這段經歷寫成書。當紅二、紅六軍團尚在長征途中時，薄復禮的《抑制的手》已在英國倫敦出版了。這是見證紅軍長征的外國人所寫的第一本印象記。書中寫道：中國工農紅軍是一支紀律嚴明、愛護群眾，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的軍隊；紅軍的高級將領，則是充滿著追求精神、決心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的共產黨將軍。

　　(來源：《人民日報》2006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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