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社會輿論更熱衷于傾聽薛涌和丘成桐先生快意恩仇的批評，而對于我們自身的優點往往視而不見，這樣的認知環境顯然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不久前，在“如何看待大陸的大學教育”這一問題上，楊振寧表示，從本科教育和社會貢獻這兩方面而言，即便是中國一般的高校都很成功，對國家貢獻比美國大。20年來中國高速發展，很大的功勞來自高校，因為成千上萬的人才都是高校培養出來的。而美國哈佛大學的丘成桐教授卻毫不客氣地指出，以目前中國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養出一流人才。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薛涌則預言：“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運動，以后會讓中國的高等教育面臨更加深重的危機。

　　在民眾以抨擊中國高校為“樂”的年代，楊振寧說出這樣的話語，無異于惹火燒身，果然，緊接著網上就有了近千條對楊振寧的跟帖評論，“憤青”、“科技界的大嘴”、“意淫癖”等等讓人尷尬的字眼都加在了這位諾貝爾獎得主身上。雖然不少人都認為楊振寧這話說得不一定對，甚至有一本正經的愛國之士萬分憤怒，認為這種結論有誤導“國家科技教育方針政策制定”之嫌，雖然筆者也未必接受楊振寧的判斷，但筆者以為，對楊振寧的這些“高論”，姑且聽聽，沒有必要憤怒。

　　其實，楊振寧先生的“高論”不過是他情緒的一種表達，他想表明的是，中國的大學生處在國家最需要他們的時代，而美國處于一個穩定的時代，人才所能帶來的發展“加速度”是不如中國的。從這個角度看，楊振寧先生的“高論”是有道理的。

　　愛國者有兩種，一種是以強烈抨擊為特點，有時候抨擊得越激烈，揭短得越徹底，恰恰表明越愛國，這種可謂是愛之深，痛之深，丘成桐和薛涌等人恐怕屬于此類之代表。而另一種，則時時刻刻不喜歡揚他國之威風，楊振寧先生應該偏向于后者，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丘成桐或是薛涌將中國高校教育“鄙夷”得一錢不值，還是楊振寧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長自己的志氣，滅他人的威風”，在本質目的上，兩者都是為了咱中國好啊！唯一不同的，一是“激將法”，另一是“鼓勵法”。

　　筆者認為，中國的教育，自然不能說“世界第一”，但也不是一無是處。實際上，兩種意見都聽聽，或者會更有利于我們的教育。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社會輿論更熱衷于傾聽薛涌和丘成桐先生快意恩仇的批評，而對于我們自身的優點往往視而不見，這樣的認知環境顯然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歐木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