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立法不可能完美無缺，因此在按照法定程序進行修改之前，需要進行解釋，這樣，可以讓執行者和民眾明白其含義，從而可以順暢地得到實施

　　被媒體稱作“批評養路費違法第一人”的周澤，曾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有關養路費征收的法規、規章與《公路法》相違背問題，并問責養路費違法征收。11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國務院法制辦公室負責人通過答記者問的形式，向社會公開表態：在燃油稅開征之前，征收養路費合法。

　　對此，身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同時也是一名執業律師的周澤，除了對上述解釋的實體問題提出質疑之外，也對上述解釋的程序問題提出兩點疑義：第一，全國人大法工委、國務院法制辦負責人的答記者問是一種公共關系行為，相應負責人的答記者問，僅僅是在回應公眾輿論，而不是針對我提交審查養路費征收法規、規章違法建議書這樣一種公民權利的具體答復；第二，根據《立法法》，法律解釋權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法制辦無權解釋法律，因而兩部門負責人聯合答記者問是不合法律規定的。

　　周澤如此“較真兒”，把現行法律制度中的一項重大缺陷呈現到人們面前，即如本案所昭示的，這二十多年來，立法機關已經頒布了成百上千法律，但是，卻始終沒有形成一套完整而有效運轉的法律解釋制度。

　　由于種種原因，立法永遠都不可能完美無缺。由于人性固有的弱點，法律本身必然會存在種種疏漏，甚至可能自相矛盾；由于考慮不周，一部法律也可能與另一部法律、與其上位法、甚至與憲法產生沖突；即使立法努力使法律措辭精確，但現實生活中不同的人對同一個字眼同樣可能產生歧義；法律在適用的時候，其調節的對象可能已經發生變化。凡此種種都給執行法律的某些行政機關、給利用法律解決糾紛的法官、以及給普通民眾帶來種種不便與困擾。

　　因此，法律并不是制定完畢就萬事大吉了，相反，在其按照法定程序進行修改之前，是需要進行解釋的，通過這種解釋，法律可以解決其內部矛盾及與其他法律的沖突，可以讓執行者和民眾明白其含義，從而可以順暢地得到實施。可以說，法律解釋乃是法治社會中的一項日常性工作，它是法律的“修理工”。

　　各國也都建立了、或者自發地形成了自己的法律制度，比如，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官就是法律天然的解釋者，在司法活動中完成對法律的解釋。在大陸法系，通常則同時存在三類解釋：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分別由立法機構、司法機構和行政機構對法律進行解釋。

　　中國大體采用的是大陸法系制度，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1981年通過的《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及《立法法》，初步地形成了一個由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構成的法律解釋架構。尤其是《立法法》對法律解釋有專節規定，并明確，法律解釋的效力等同法律，法律解釋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但在現實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很少行使法律解釋權，法律解釋工作更多是由最高法院和國務院及各個行政機關解釋。最高法院經常發布司法解釋，但是，這種司法解釋具有強烈的實用性，目的主要僅在于便利法院審理案件。另一個常見的解釋者則是各個行政機關，很多法律都明確地將其解釋權授予國務院，還有很多法規、規章則將解釋權干脆授予負責執行的行政機關。這就很容易出現一種情況：行政機關作為實施法律規章的主體，可以自行對法律進行解釋，并將該解釋強加于其管制的對象——民眾或企業，而按道理，這兩者在發生沖突的時候，應當居于平等地位。否則，行政機關很容易通過法律解釋，擴大自己的管制權力，讓自己不受法律的約束。

　　從這個角度看，比較可取的法律解釋架構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解釋憲法，其余一切法律、尤其是各種行政法規的解釋權授予最高法院，行政機關則不享有解釋法律的權力。之所以由最高法院進行法律解釋，因為，司法過程最容易暴露法律、法規中存在的問題，而司法活動也迫切需要盡快解決這些問題。另外，更重要的是，由最高法院進行解釋又可以排除行政機關自己照顧自己、擅自擴大自己權力的傾向。而法律之治的要旨正在于，以法律約束權力。當然，行政機關有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提請最高法院解釋法律、法規。

　　如果這樣進行改革，則法律解釋的程序問題也會立刻得到基本解決。最高法院長期進行司法解釋，已經形成了一套發現問題、進行討論及形成解釋、公開發布的完備程序，相反，立法機關幾乎沒有進行過法律解釋，行政機關則習慣于內部操作，缺乏程序概念，其解釋不為公眾知曉，很難讓法律、法規解釋發揮正常效力。因而，讓司法解釋充當基本的法律解釋渠道，乃是一種基于現實的可行選擇。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