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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98年爭論“費改稅”至今，處于決策敏感期內難以適從的不僅有車主，還有各地交通部門和養路費稽征隊員

　　唐建武因公死亡。媒體報道，原定不久他就要結婚了。

　　唐之前當過武警，2003年復員后來到成都市青白江區公路稽征所，被聘為“協助行政執法員”。這個所如今僅有8名稽征隊員，其中只有一人屬于正式稽查員，其他均為“協助行政執法員”。當然，他們的身份得到四川省人大法制辦認可，并獲發了執法證。

　　在四川全省181個縣里，共有203個公路稽征單位，而正式的稽征人員只有1342人，平均每個單位正式工作人員6至7名，真正能上路執法的僅僅1～2人。另一方面，四川全省今年收繳養路費的任務為40億元，平均到每個稽征人員頭上300萬。而按交通部的內部規定，每個稽征員的年任務量不能超過50萬元。

　　在人員嚴重不足的情況下，2000年開始，四川省嘗試招收“協助行政執法員”，由正式的稽征隊員帶領上路，這些協助執法員主要負責上門追欠和路上執法。但由于后者沒有制服，在執法過程中時常引發沖突。5年來，發生暴力沖突40余起，死兩人。

　　稽征部門認為，從1998年爭論“費改稅”至今，養路費收取工作進入了困難期，這個局面不僅造成了車主逃費普遍，也讓稽征部門人心惶惶。

　　“費改稅”敏感時期

　　四川省交通稽征局副局長趙盛玉是個老稽征隊員了，改革開放初期他在四川大涼山追繳養路費，都是帶著槍上路的。他說，四川地域廣，民情復雜，手段不硬一點，不行。

　　當時，稽征和交警還是一家，1988年，兩者分家，由于稽征沒有交警那樣的強制執法權，手段不硬，趙說，從那時起，稽征處境開始不妙。

　　至1998年，新的《公路法》明確了“費改稅”的改革思路，稽征部門的處境愈發樂觀不起來。

　　在這一背景下，傳聞養路費收取部門面臨被取消，稽征人員要分流，致使稽征內部工作情緒不高，車主逃費情況愈烈。

　　事實上，早在1994年，有關部門就正式提出開征燃油稅的動議。時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的金人慶也幾乎每年都向外界透露，燃油稅相關工作已然就緒，將在適當時候擇機出臺。

　　但出臺之“機”，一等8年無果。

　　在這8年里，稽征人員身份尷尬，交費車主態度曖昧。每至年關歲末，各地都要掀起一輪新的“費改稅”熱議，而這個時候，也是雙方沖突最為激烈的時日。

　　8年來，趙盛玉記得單位喊了無數次的散伙，辦公場所始終維持在臨時狀態，人員不敢進，新東西不添置。

　　“沒有比處于這個邊緣狀態更難受的了，8年過去了，看來這種尷尬的局面還將維持下去。”趙盛玉說，這些年單位人心惶惶，人員只出不進，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一。但車輛不斷增加，稽征部門任務日益增重。

　　而“費改稅”態勢一直模糊不清，也使得稽征人員和車主一直沖突不斷。

　　那幾年，四川省稽征部門每年都有超過50臺車輛在執法中被砸。據交通部不完全估算，從1998年至今，全國養路費的收取至少損失了500億。

　　全國和趙盛玉一樣靠收養路費吃飯的人有50萬，而在四川28萬公里的道路，收費路程不足3萬公里，還有25萬公里的道路完全靠收取的養路費維護。面臨這一現實壓力，在稽征人員數量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從2000年開始，這個省的養路費逃費車輛從來沒有超過3%。

　　他們依靠科技手段和協助執法人員，今年將養路費征收任務定到了40億，這個標準是由上年的已有車輛加上新增車輛的數字測算出來的。

　　但是，由于今年長途旅游客車和出租車的養路費大幅度降低，四川省稽征人員算盤上的數字又少了一筆，據趙估算至少少收7000萬。而全省40億的任務已經細化到各縣，如果任務目標落空，稽征人員完成不了本年度目標考核，則收入將大打折扣。

　　而今年8月24日，《檢察日報》刊登律師周澤的文章《養路費：最近六年都是違法征收》，使稽征人員執法環境雪上加霜。

　　文章刊登次日正好是收費日，四川的稽征人員感覺這一天來繳費站交養路費的人明顯少了。

　　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不久之后數據顯示，截至10月份，四川省欠費車輛已達6萬輛，而上半年這個數字一直控制在2萬輛左右。

　　地區間的利益牌

　　造成四川全省養路費荷包不足的原因并不止于此，另一個威脅來自各地對費源的爭奪。

　　在全國，各地車輛養路費的征收標準并不統一。四川省客車每噸每月的收費標準為220元，貨車為170元。而在全國最少的西藏，客車的養路費為130元每噸每月，全國最高的地方標準為300元每噸每月。

　　標準不平衡，造成了車輛地區間流失。四川僅今年一年，據稽征部門的測算，外流車輛就達4萬輛。

　　這些車跑在四川的路上，卻把養路費交給其他省，本地的稽征部門看了自然不好受。

　　為此，四川省曾聯系相鄰各省召開聯席會議，但始終收效甚微。

　　四川稽征部門官員認為，與該省利益爭奪最大的當屬重慶市。由于后者屬于直轄市，有很多政策優惠，養路費收費標準低，公路稽征門檻也低，致使很多四川車輛外掛重慶。

　　像曾偉紅那樣違規的超載車輛，在重慶是可以按行駛證標準繳費的，而在四川，稽征部門卻對他說“不”。

　　四川省的另一個爭奪對象是內蒙古。2004年，內蒙古出臺紅頭文件，規定凡是從內蒙古買車上戶，繳納養路費的車主，一切稅費減半，這一政策吸引了鄰省大批的車輛駛向內蒙繳費。

　　這自然也引起了相鄰各省稽征部門的不滿，2005年河北、黑龍江和四川將內蒙古交通部門投訴到交通部，后者曾公開批評內蒙古的做法。

　　但效果甚微，政策未變，各省的車輛依舊不斷外流。

　　進入第四季度，養路費進入清算季，也是能否完成全年征繳任務的關鍵期。越來越多和唐建武一樣的“協助執法者”開始上路，展開清欠追繳。

　　這一時刻，欠費萬余元的曾偉紅，與稽征人員狹路相逢，雖然這只是一起偶發事件。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王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