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愈演愈烈的“病豬肉”短信，北京市衛生局近日特地出面辟謠。昨天，記者就此事采訪了市公安局有關負責人。警方表示，短信造謠同樣觸犯了法律。對于造謠者，如果證據充分，應根據情節輕重，分別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依法進行處罰、追究其法律責任。造成嚴重后果的，最高可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北京日報》1月16日)

　　僅從法律法規的角度出發，將短信造謠者繩之以法似乎沒有什么不對，原因不僅在于每個人的傳播行為都應該遵守法律約束，還在于造謠短信經過傳播可能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但是，這不等于公權力機構可以就此聽任謠言傳播而只是期待法律懲罰。相反，公權力機構應該通過更多的程序性努力讓那些可能涉嫌違法的無辜者避免走上不歸之路。因為，絕大多數百姓進行短信轉發沒有任何惡意，而是懷著足夠的善意去提醒周圍的親朋好友謹慎行事保重自己。就其社會效果而言，在很多情況下具有相當的正面價值，是社會運行中的必要免疫行為。

　　“謠言止于公開”，這句諺語所透露的信息對握有公共權力的相關部門而言意味著無限的社會責任。謠言之所以能夠盛行并使很多人信以為真，其至關重要的因素在于信息不公開或者不足夠公開，使得部分社會問題的產生帶有神秘性質，而普通民眾對這種神秘性無法通過正常渠道進行解讀，只能把從非正常渠道聽到的消息與個人經驗進行結合而作出判斷。就北京市的病豬謠言來講：“前一階段，北京通州有一批病死豬，死因不明，去向不明，所以近階段，少到外面吃有豬肉的菜，少買肉腸、火腿等熟食，如果自己做飯買肉，一定到正規大商場去買。”這樣的短信能夠讓很多人作出肯定的判斷，不能說與相關部門沒有及時通告有關信息無關。比如，有沒有這樣一批病死豬？如果有，是如何處理的？其死因是什么？

　　當然，時下謠言傳播能夠輕易獲取人們信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非典后遺癥”。由于掌握資源的公權力機構在非典初始階段有意隱瞞相關信息，從而留下了普通民眾對公權力部門信息正確性懷疑的心理陰影。此外，當時的“謠言”在撤換瞞報官員之后成為了事實的反證，也增添了百姓對謠言“寧可信其有”的思維方式和行事方式。因此，面對當前的諸多謠言，有關部門不能只是警醒造謠生事者，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可行的“謠言預防機制”。這種機制不是對信息傳播的流量和流向控制，而是在謠言出現之后的快速反應：利用權威部門的翔實調查資料，通過各種傳播渠道向社會公布謠言中的“可信之處”的不實之況。也就是說，無論“短信謠言者”可被判刑多少年，都不意味著公權力部門沒有責任，相反，公權力部門責任更大。畢竟，從根本上講，只有信息的全面公開才會最大可能地鏟除謠言產生，才會最大可能地弱化謠言傳播效果，不至于產生嚴重的社會后果。(摘自華夏時報；作者：任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