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經日報》：您認為小平同志南巡及發表的重要講話關鍵解決了什么問題？

　　李灝：南巡講話對全國而言，既是動力又是壓力。南巡講話后，市場經濟體制被正式寫入黨章和憲法。最重大的意義就在于用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走得通的。

　　要處理好普遍政策與特殊政策之間的關系。任何一個地方，不統一不好，統得過死也不好。在實行統一政策的同時，如果沒有留下一些能根據實際情況采取靈活措施的空間，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便會受到影響。假如當初中央不讓廣東、福建在改革開放上先走一步，不允許特區作改革試驗的話，很難想象我們當時的改革開放將如何向前推進，也不會有今天的輝煌。

　　《第一財經日報》：小平南巡時在深圳、珠海等地視察的企業，大都已今非昔比，深圳更是涌現出大量優秀的民營企業，您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的？

　　李灝：深圳的確在之后的15年中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這一現象一點也不奇怪。首先，深圳在當時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便已開始發生改變，國有企業在進行政企分離后，也不再占有獨一無二的優勢地位。同時，為搞活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我們還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我們對各種所有制的企業實行一視同仁的政策。再次，1987年，我們便出臺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決定，鼓勵興辦各種形式的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的發展，體制環境很重要，不是說政府下命令辦好哪個企業就能辦好。而在同樣的環境下，也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能成功，還須要有一批富有才干的管理人才和技術骨干。這些企業能在深圳誕生，按照華為公司老總任正非的話，是因為深圳當時能為他們提供“準生證”，是因為深圳著力營造一個有利于民營企業發展的土壤和環境。

　　深港合作關乎深圳未來

　　《第一財經日報》：小平南巡后，有關深圳經濟特區的爭論并沒有停止。您如何看待爭論對深圳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李灝：1995年，一位學者發表文章認為，經濟特區是靠尋租發展起來的，特區與非特區存在不平等競爭，應當取消特區的這些政策甚至取消特區，從而引起一場大的辯論。

　　說句公道話，這位學者的話也有一定道理。但他卻忽略了一個問題：特區不僅參與國內的競爭，還要參與國際競爭，后者當然更重要。這一點，我認為即使到現在也應該加以強調。

　　現在國際上有很多自由港區、自由貿易區等，不僅發展中國家，甚至一些發達國家都紛紛在興辦這類特區，而這些地區都實行低稅率。如果我們特區的稅率很高，拿什么來和人家競爭呢？

　　至于正在醞釀出臺的兩法合并，我是完全贊同的。現在正是合并的好時機。就我的理解，兩法合并是解決內、外資企業稅率不同的問題，與特區的政策是不同范疇的事。實際上特區從建立早期起，就已經對內、外資企業實行統一的稅率。現行的稅率與香港及國外一些特區近似，應當是可行的，我想中央會考慮到這個情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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