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實現正義，需要兩大制度：法治與民主。它們是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前提：市場的效率，必須是法治之下的效率；再分配的公平，當然須以民主程序為前提

　　延續近兩年來民眾、輿論對民生問題的關注，依據中央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目標，今年地方與全國兩會熱議的主題，幾乎全為民生問題，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農村等等，均有涉及。從《政府工作報告》中看得出，政府也準備采取諸多財政措施，解決民眾反映最為強烈的民生問題。

　　這些措施當然是十分必要的，財政撥款對于紓緩某些民眾的困苦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不過，稍加考察即可發現，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輿論及代表委員議論最多的民生問題均源于深層次的政-經體制。民生問題表現為財富分配的高度不均，一些生活必需品價格遠遠超出普通民眾承受力。若以人們通常提到的概念來分析，這些問題源于一次分配過程的嚴重扭曲，僅靠稅收支撐下的財政轉移支付這條二次分配渠道，無力從根本上予以解決。

　　過去若干年來，對于發展形成了一種錯誤的認識，即一次分配講效率，二次分配講公平。而效率，在很多決策過程中，也被轉換成增長率。因此，各級地方政府就把發展簡單地理解為經濟高速增長，為實現這一目標，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時候，比較少地顧及制度與道德的約束。

　　由此出現了一個令人迷惑的現象：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經歷了年均9%以上的經濟增長周期，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更高。但兩國最終形成的國民財富，卻完全不同：日本人經歷30年增長后，躋身全球最富裕行列，出現了日本買走美國、到全球旅游的景象。同樣是增長30年后的中國，大部分民眾，即農民，卻只是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即便是相對富裕的城市民眾，也被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困擾。

　　這讓人們不能不懷疑，將中國高速增長的模式與20世紀后半期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增長模式相提并論，是否恰當。在所有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失業率較低，勞動對經濟增長的參與和貢獻較高，勞動的分配率也較高，由分配和收入形成的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較強；根據經濟普查修正后的2004年數據，中國的投資率為43.8%，消費率僅為54.3%，比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高速增長時期的消費率要低15%～25%。而之所以形成這種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與政府控制資源、盲目地追求企業規模、資本密集產業等等有關。可以說，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模式為國民創造真實財富的效率相對低下。當然，我們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的人口眾多、地區差異較大也是我們面臨的問題之一。

　　當前，由于制度扭曲經濟增長創造出來的真實財富，在不同人群之間的配置嚴重失衡。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反映收入配置不均等的基尼系數基本未變，且維持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日本始終是一個相對高度均等的國家。而在中國，基尼系數在過去二十多年步步走高，近幾年來更是超過0.45，進入世界上收入配置最不均等的國家之列。

　　導致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的根源是法治不健全，權力制造出種種壟斷，從而使不同人群參與經濟活動的權利各不相同。比如，沿海新興工業城市的就業者多為所謂的“外來人員”，戶籍制度使其在本地不能享有完整的公民權利，包括其結社權無法正常行使，因而不能與企業進行平等談判，除了退出之外，只能單方面接受企業強加的工資。這種制度環境導致工人工資不能跟隨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又比如，地方政府為各種目的設立及維持著程度不等的壟斷企業，享有壟斷利潤，其員工收入遠遠高于普通就業者。城鄉土地分隔制度，也使農民無法分享城市化、工業化的好處，經濟高速增長反而使城鄉收入差距迅速擴大。

　　當然，日本戰前經驗已證明，這種收入嚴重不均等局面在一定時期內不會影響經濟增長，甚至可以促成高速經濟增長。但是，這種局面必然會造成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這一點，近幾年來已見端倪。政府提出和諧社會綱領、致力解決民生問題，也正是為應對此一嚴重挑戰。

　　不過，要避免收入配置嚴重不均的高速增長之后可能出現的嚴重后果，僅依靠財政手段是不夠的，需要對現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及其制度框架進行進一步改革。無論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還是在再分配過程中，都需要以正義為基礎。而實現正義，需要兩大制度：法治與民主。對一個國家的發展及民眾的幸福來說，法治與民主本身就是具有根本意義的價值，它們又是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前提：市場的效率，必須是法治之下的效率；再分配的公平，當然須以民主程序為前提。

　　我們欣喜地看到，不少兩會代表、委員已在民生問題的表象背后，看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在財政手段之外，也關注到制度變革。人們希望這種關注最終凝聚成全民共識，尋找到正確解決當代中國問題的觀念、思路和方案。(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