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落下帷幕了，基于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地位和人大代表的最正當民意代表身份，許多權力監督事務都壓到了人大身上：為遏制政府建豪華辦公樓，40多位新聞出版界的政協委員提案建議政府辦公樓擴建應向人大報告；為壓低我們居世界前茅的行政成本，約束“三公”消費，人大代表建議應加強人大對行政費的監督。媒體呼吁人大監督政府增加教育經費投入，委員建議人大強化對壟斷行業的監督，公眾力挺人大代表介入反腐，民工欠薪、藥價虛高、房價畸高、教育亂收費等問題的解決都寄予到人大監督身上。

　　諸種社會問題都寄厚望于人大監督，這是公眾非常自然、正當、合法的期待：我們實行的是代議民主，人們所以愿把自己的部分政治權利讓渡給代表，就是讓人大替自己監督政府。全國人大是我國最高權力機關，許多社會問題靠其他部門和輿論監督解決不了時，人們只有寄希望于這最高權力部門。孱弱的民權無力約束公權的膨脹，只有寄望相對強勢的人大。

　　公眾寄如此厚望于人大和人大代表，人大能承載如此這種期待嗎？我想，面對公眾熱切的期待目光，看看自身在現實中履行的監督職能，人大代表應該反思。

　　政府濫建豪華辦公樓的現象非常嚴重，許多貧困縣動輒修建數千萬元的政府衙門，可既有豪華衙門差不多都是媒體曝光和網友揭露的，有幾個豪華辦公樓是人大批評和人大代表揭露出來的？每年各地曝光出許多腐敗案，揪出許多大大小小的貪官，大多是案件牽出、公眾舉報、紀委查出或偶然暴露出的，有幾件是人大代表在監督中揭露出來的？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款出國那么嚴重，人大代表又起到了怎樣的遏制作用？某些地方交警濫罰、工商亂收費、教育亂收費、法官腐敗甚是嚴重，幾個地方的人大對那些濫權部門質詢過或投過否決票？各級人大本應是監督公權的中堅、最高最正當的監督機關，卻在日常監督事務中自我邊緣化了。如此種種，都需要人大代表強化自己的履職能力。

　　很多人大代表會抱怨體制的約束使人大空有最高權力機關之名，會抱怨人大代表很難實施監督權，行政權在制度上的獨大壓制著人大——這話不錯。體制缺陷難以回避，需要進一步改革后，人大才能發揮最高權力機關對政府的監督職能。可人大代表不能等著體制完善后再去履行監督權，而應積極通過激活法定權力、窮盡既有權力、爭取應有權力等方式在行動中去完善體制。通過一個個監督行動，逐步樹立人大監督的權威，而不是坐等權利從天上掉下來，坐等哪個道德高尚的領導賦予自己這些權利。

　　其實人大代表履行監督可資運用的權利資源并不少，憲法和人大組織法中對此有一個代表權利清單，規定代表有質詢權、建議權、批評權、審議權、召見官員權、提起罷免議案權等等，這些權利不使用的話，就只能停留于紙上。這些休眠的政治權利需要代表委員們通過行動去激活。可許多代表參加兩會時，最多只是使用一下提交議案權，罕用使用批評權和質詢權，甚至有許多代表一言不發地甘當“啞巴代表”、“花瓶代表”。體制制約確實存在，但人大代表是有主觀能動性的，不能等著組織的授意或上級的準許，你不是對上級而是對委托自己參政議政的人民負責，要有積極爭權、主動用權、窮盡手中每一寸權利的意識。有權不用、有權不爭、有權不激活即是一種失職。

　　另一方面，人大如果感覺自身力量弱小的話，可以與其他監督力量聯合，比如可以與媒體聯合，在許多公共事件上，與媒體配合發出監督聲音。在遏制銀行跨行查詢收費中，人大代表就與媒體起到很好的監督配合作用，廢除收容遣送制中更是如此。

　　在許多公共事件中，人大代表表現出的沉默，讓人失望。一些人大代表純粹是“開會代表”，只知道在開會中當代表，只有在開會時才履行代表的職責，人大一“閉會”代表就“失蹤”，平日公共事務中看不到他們的身影。在日常的參政議政中缺席，只當十幾天的“開會代表”，這也是人大代表對權利的一種浪費。(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