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動機·專訪周瑞金

　　3月1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強調：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不是悖離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社會主義民主歸根結底是讓人民當家做主，這就需要保證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環境下，讓每一個人都得到全面的發展；就是要充分發揮人的創造精神和獨立思維的能力。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樣，都要接受實踐的考驗，任何地區和國家，民主制度的狀況、優劣，都要以實踐為標準。

　　2月26日，溫家寶總理發表《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并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夠成熟”。文章發表以后，引起了海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大歷史任務說的提出，有哪些新意？兩者之間是什么關系？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夠成熟，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抓住戰略機遇期，實現民主政治建設的突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需要做好怎樣的準備？圍繞這些問題，本報日前采訪了人民日報原副總編周瑞金先生。

　　強調記住國情，不會頭腦發熱

　　新京報：能否簡單評價一下，溫家寶總理這篇文章有哪些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周瑞金：1987年，中共十三大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問題，到今年已經是20年了；今年又是鄧小平同志南巡15周年、逝世10周年。整篇文章引用了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不少觀點，我認為很有其深遠意義和現實意義。

　　經過了28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我國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發展，綜合國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溫總理強調我們國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非常鮮明地指出了我國生產力不發達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會使我們冷靜對待已經取得的成績，時刻記住中國的基本國情，不要頭腦發熱，在處理面臨的各種矛盾、各種問題時，從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出發；同時，我們也不能超越階段，對改革、發展和民生問題提出過高要求。我們只能夠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角度來理解、看待當前處理、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

　　相對經濟改革，政治、文化、社會體制比較滯后

　　“溫家寶總理原文”

　　我國正處在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這個不發達首先當然是指生產力的不發達……但講初級階段，不光要講生產力的不發達，還要講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夠完善和不夠成熟。

　　新京報：能否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角度，談談你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解？

　　周瑞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已經建立，所以社會制度總體上是先進的，我們已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同時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生產力還不是很發達，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還不完善，這就是初級階段的意思。從這兩對基本矛盾角度來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那就比較清楚地看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方向之所以不能夠動搖，就在于為了從這兩個方面來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我們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是有利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的，因此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既推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又推動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完善和成熟，也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成熟。

　　新京報：社會主義制度不夠成熟和完善，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周瑞金：從歷史角度上說，我們黨領導國家革命和建設，經歷了三個28年：第一個28年從1921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第二個28年是從1950年到1978年的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雖然在所有制改造、國防建設(兩彈一星)、經濟建設(基本建成完整工業體系)、外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進入聯合國、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方面取得可喜成就，但也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嚴重的錯誤。一個國家能發生像“文化大革命”這樣長達十年的內亂，這就充分說明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很不完善、很不成熟。小平同志曾經講，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內亂，在歐美國家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他們的制度能夠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而我們沒有辦法來阻止它，確實說明我們的制度是不完善、不成熟的。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以鄧小平、胡耀邦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深刻總結了第二個28年的歷史教訓，以政治理論的大氣魄和大智慧，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撥亂反正，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這就進入了我們黨的第三個28年：從1978年到2006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時期。在這個28年中，我們國家的工作重點放在經濟體制改革上面，對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和推動，同時也相應帶動了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上的改革。相比較第二個28年來說，社會主義制度完善和成熟了不少。但相對經濟體制改革來講，政治、文化、社會體制改革比較滯后，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善還是很明顯的。

　　新京報：具體說呢？

　　周瑞金：從現實角度說，這種不成熟和不完善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雖然已經進行20多年了，但還是不完善。這個主要表現在法制建設、金融體制與市場經濟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相應的行政管理體制也存在較大弊端，政府職能的轉變、民主決策體制的建設、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機構設置方面都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第二，國家層面的民主法治還不健全。政治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還有較長的路要走。現在立法取得很大成就，但在執法環節還有很大問題。

　　憲法規定的一些公民權利，包括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等還缺少具體立法的保障。在法治國家建設方面，我們還要下很大的努力。

　　第三，社會不公和貪污腐敗問題還比較嚴重，需要從制度上來加以防止、根治。

　　第四，從政治體制來講，怎樣提高執政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還存在制度層面的欠缺和完善。現實生活中還存在權力過分集中、黨政不分、特別是權力缺少有效監督和制衡的現象。

　　第五，從社會體制來講，還沒有完全激活社會的創造活力，達到真正的社會和諧。

　　因為我們建國以來一直實行全能主義的治理方式，整個社會的問題統統由政府來包辦解決，而很多東西要靠社會來治理。所以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就是這個道理。

　　在社會體制、社會制度方面不夠完善，存在深化改革、進一步建設的問題。

　　解決公平正義問題，更利于經濟發展

　　“溫家寶總理原文”

　　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務：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一是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并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當前，我們要以促進經濟發展、保障公民權益、反對腐敗行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增進社會和諧為重點，擴大民主、健全法制，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新京報：你怎么理解這兩大任務？

　　周瑞金：我認為，這一論斷是20多年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內容的豐富和發展，體現了我們黨與時俱進、理論創新的精神。過去我們講初級階段，生產力不發達強調得比較多；現在，從通篇文章來看，除此之外，還要講社會主義制度不完善、不成熟。這應該是我黨第一次明確提出來“社會主義制度還不成熟、不完善”。以前我們只是講“體制”不完善、不成熟，計劃經濟體制存在很多弊端，而沒有提到“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層面。所以由體制到制度，我認為這是一個新高度。

　　新京報：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變化？

　　周瑞金：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的實踐給了我們新的啟示，使我們感到，在大家認識比較一致的推動生產力發展方面之外，我們今天更應該著重于怎樣使社會主義制度完善、成熟，提出針對性措施。我覺得這比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還要難。改革開放以來的三次大爭論，其實都集中在怎樣看待制度的完善和成熟上。溫總理的文章實際上回答了第三次爭論提出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要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來看待問題和判斷是非。在講生產力不發達的同時，還要從社會主義制度層面上認識，怎么使它成熟完善起來。

　　新京報：兩大任務之間是什么關系？

　　周瑞金：我們首先要肯定，發展是硬道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的前提。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的解決，又能夠激發社會的創造力，調動積極性，會更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推動社會和諧。這就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對生產力、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兩大任務相互依賴又相互促進、相互推動。我們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的同時，一定要注意解決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當然，解決這個問題也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不能有過高的要求，不能把西方的福利國家搬到我國來，十三億人口的國家一下子變成福利國家也不現實。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