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慶幸的是，可以確定整日跟蹤胡星的人是新加坡警察。早上新加坡警察對胡星住處信息完全不感興趣，恰恰暴露出他們已經監控了胡星，這至少說明他們對此案的重視。這是中國的外交努力、公安部的交涉以及追捕組的辛勤工作取得的一大成果。

　　9.你的出逃很不明智，起碼不夠男人

　　2月17日，中國農歷大年三十。昆明傳來消息，胡星又跟劉伊萍通話，稱自己馬上要離開新加坡，“如果順利，20號再聯系”。追捕組緊急跟黃勇公使商量：不能讓他離開新加坡，也不能讓他被監禁3個月。蔣平提出：“去找胡星談，打消他繼續逃亡的念頭，勸他跟我們回去！”

　　這個設想太冒險了。誰去談？怎樣談？誰能預料到會發生什么問題？胡星在新加坡警察的控制之下，不能貿然前去找他。還有，萬一打草驚蛇，他跑了怎么辦？談話中他做出不測之舉怎么辦？哪怕他喊叫一聲，中國警察就涉嫌在新加坡執法，這可能導致外交爭端，誰負責？

　　正在反復研究中，這時昆明又報來一個重要線索：胡星在撥打云南省委有關領導的電話，但沒能接通。他想干什么？是想試探跟蹤他的人是否中國警察，想討價還價，還是想投降？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蔣平說：“我去找他談！”他認為，胡星此時已經購買了再次逃離新加坡的機票，并且已經和劉伊萍作了告別，不太可能輕易投降。給省委領導打電話也許只是想探探虛實、摸摸底，或是虛晃一槍、麻痹一下中國警方。但是，蔣平細致地分析了胡星的心理狀態：他的出逃雖蓄謀已久，卻是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倉促上路，沒有攜帶太多現金，又在英國和香港屢屢碰壁，狼狽不堪，如喪家之犬。在新加坡又被不明底細的人跟蹤數日，更是惶惶如驚弓之鳥，感到了極大的不安全，無形羅網似要撲面而來。他備感孤獨無助、前途黑暗，已被逼到角落里。“勸降”有風險，但并非毫無勝算。

　　蔣平撥通了省政法委孟書記的電話，請求同意給胡星打電話。孟書記只問了兩句話：“使館同意嗎？有沒有把握？”聽了蔣平的分析推理，他果斷地指示：“打！”事后回想，蔣平感到，孟書記的這個決定包含了巨大的信任。此去孤注一擲，成敗在此一舉！

　　2月17日12時57分，蔣平拿起手機，眾人都圍了過來，屏息凝氣。

　　電話接通了。蔣平用昆明話說：“你是胡星？”

　　對方警覺反問：“你是哪個？”

　　“我是云南省公安廳經偵總隊總隊長蔣平。”

　　“哦，我知道你。”

　　“我告訴你，你的周圍是新加坡警察，新加坡警察的外圍是云南省公安廳追捕組，我就是孟書記在新加坡的代表。你剛才不是打電話找省里領導嗎？”

　　對方沉默。

　　“我知道，你就在萊佛士酒店1750號房間，我知道你正在收拾東西，我警告你不許出門！不允許有任何動作！”

　　胡星慌了，不知道追捕組監控到了什么程度：“我沒想走，我只是整理一下書。”

　　“現在只要你離開房門，你就會因為非法持有他人護照被新加坡警察逮捕！根據新加坡法律，你會被處以兩次鞭刑和3個月的拘禁，然后移交中國警方處理！”

　　繼續沉默。

　　“如果你愿意跟我談，跟我們回去，出逃這一情節的責任，可以不追究。”

　　這個電話就像一枚炸彈，將胡星的心理防線炸開一道潰口。他感覺自己如甕中之鱉，中國警察居然監視到了自己在房間里的一舉一動！他一時不敢輕舉妄動。

　　掛斷胡星的電話，“我感覺他精神瀕臨崩潰，有戲！”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蔣平喜形于色。

　　蔣平和盧保良等人跳上大使館早已備好的車，再次撥通胡星電話：“你在房間等著，一步都不許離開！”大使館工作人員此時將打印好的《自愿回國申請書》遞上。黃勇公使特別囑咐：一定要在新加坡警察的眼皮下談，千萬不能去房間，而且絕對不能動手！不然只要胡星叫聲“綁架”、說自己是被脅迫的，就前功盡棄了。汽車正要開動時，吳冬梅總領事追上來：“要不要訂機票？”那一剎那，蔣平陡生信心：“訂！今晚就走，我有決心把他帶回去！”

　　萊佛士酒店有好幾個咖啡廳，蔣平找了一處能從二樓俯瞰監視的桌子坐下，大使館的申秘書坐在另一桌，盧保良上了二樓。一切準備就緒，蔣平通知胡星：“到咖啡廳來，不許帶任何東西，不要讓人覺得你想出逃！”掛斷電話，手機定格在2月17日14時14分05秒。

　　等了10多分鐘，胡星才下樓。僅僅20多天的逃亡生涯,那個原本意氣風發的省交通廳副廳長顯得落魄潦倒，神情黯淡。環視周圍，蔣平立刻感到新加坡警察悄然圍了過來。

　　蔣平單刀直入：“胡星，我覺得你的出逃太不明智，起碼不夠男人！你把昆明的那些問題丟下不管，丟給你弟弟，甚至丟給你的情婦劉伊萍，你覺得公平嗎？是你做的事情，你為什么要躲？你認為你躲得掉嗎？我早就盯著你了，你在香港住的是爵悅庭，到了英國沒能入境，你在萊佛士酒店之前住在文華酒店，對不對？我跟了你一路，你是跑不掉的！我只是不希望你在這里受監禁、挨鞭刑。”

　　胡星聽得目瞪口呆。不會抽煙的他一支接一支地吞云吐霧，煙灰缸很快就滿了。

　　“你的周圍都是新加坡警察，你沒看出來嗎？你的護照有問題，你一動，就會被捕！”

　　胡星囁嚅著說：“老二(指胡波)不是說沒問題嗎？”

　　“我都能證明你的護照是變造的！你的案子是經濟犯罪，無論走到哪個國家都是逃不過的。你已經寸步難行了，回去是你唯一的出路！如果跟我回去，出逃的情節不追究。出逃有多嚴重你知道嗎？你是共產黨員、國家干部，出逃就是叛黨、叛國！回去后只要你如實交待經濟上的問題，認罪態度好，還可以換取減刑。”

　　胡星抬起頭：“蔣總，我弟弟胡波不太懂中國的法律，他受國外教育比較多，可不可以放過他？”

　　蔣平說：“可以！胡波幫助你出逃的事可以放過，但其他經濟上的問題，回去和反貪局講。只要你跟我回去，連劉伊萍幫助你出逃的情節，我們都一并放過！”

　　這個表態一舉擊中了胡星的軟肋。他當即抓住蔣平的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信任你！”

　　蔣平示意申秘書把《自愿回國申請書》給胡看：“致新加坡警察局，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胡星，我在中國境內犯有經濟犯罪，現自愿回國，請新加坡警察局予以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胡星”

　　胡星提著筆半天落不下去，筆尖顫抖：“我這一簽，就全完了。”蔣平說：“不，是重新開始！你本來就全完了！”良久，胡星在文件上寫下：“我是中國公民，我自愿要求回國。胡星。”

　　下午3時多，新加坡警察局局長助理李水發在大使館的通知下，率員來到酒店。此時胡星的心理防線已經完全被擊潰：“我是中國人，他們是我的親人，我要跟他回去，請給予方便。”

　　李水發握住蔣平的手：“祝賀你！我們已經研究過，支持你們把他帶回去。但是，胡星現在得由我們看著，請你理解。你們抓緊時間辦手續，通知我們航班號，我們機場交人。移民局方面也由我們來協調。”

　　蔣平也明白，自己帶著胡星很可能被誤會為跨國執法。他接受了李水發的善意：“我不知該如何感謝你！”李水發搖搖頭：“不用說了，我們都是警察。”兩名職業警察的眼神交織在一起，蔣平在李水發的眼中讀出了理解、尊重和欽佩。

　　下午4時30分，與新加坡警察交割完畢，蔣平才發覺自己餓得前胸貼后背，但饑餓感被勝利的喜悅壓倒了，他與大家相視而笑：“今晚可以在這里吃頓開心的年夜飯了！”

　　2月18日凌晨0：05，追捕組帶著胡星登上了中國航班。起飛前，蔣平給專案組領導發出一條短信：“這個春節可以過得愉快了。天道酬勤……”

　　回首高度緊張的20多個日夜，追捕組的同事們感慨萬千，緊繃的神經終于可以松弛下來了，他們有理由為自己的意志、智慧和勝利而自豪。但他們也明白，緝捕行動的勛章上鐫刻著群體的名字：云南省委、公安部的高瞻遠矚，調動了大量資源保障追捕行動；發現犯罪線索的檢察官——昆明市檢察院反貪局40多人參與查辦“胡案”，他們的出色工作為緝捕胡星打下了基礎；先后參加追捕組的警官、檢察官優秀的敬業精神、職業素質和團隊合作意識鑄成了鋒利的“追捕之劍”；后方，云南省紀委，云南省公安廳刑偵、經偵、邊防、出入境管理、法制等部門協力提供了及時而強大的支持；廣東省公安廳、港澳警方的協查配合也對追緝必不可少，而新加坡警方在他們的法律范圍內給予了盡可能的幫助。“更重要的是，”專案組組長郭永東感受深刻地說，“云南省委高度重視，李漢柏、孟蘇鐵兩位常委直接領導、親自坐陣指揮。這是我們成功的關鍵！”

　　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吳官正同志作出重要批示：“云南省委、省紀委工作得力，公安部門的同志有功，應予以有關同志表彰。”中央紀委副書記劉錫榮批示：“這是一次成功的跨國追捕。”

　　胡星歸案了。據這名目前被拘押在看守所的外逃高官供述，在擔任昆明市副市長期間，他利用職務便利為家人牟取利益，其弟胡波和胡彬先后在昆明開發多個樓盤，獲利甚巨；他向省內多家房地產企業及來滇投資的省外企業索要、收受賄賂高達數千萬元。

　　4月27日，云南省紀委研究并報省委決定，給予胡星開除黨籍、行政開除處分。等待胡星的將是法律的審判。 (殷紅 雷成)

[上一頁]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