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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中國本土遭遇的現實訴訟困境，還是國外ADR制度取得的巨大進展，都讓人們對調解制度的發展空間充滿更多的期待

　　被譽為“東方一枝花”的人民調解經驗，已經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不僅僅是作為應對訴訟高潮的應急手段，更在于一種非訴訟價值的體現。

　　非訴觀念的成長

　　1991年，美國學者奧爾森出版了《訴訟爆炸》一書，書中提到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好訟”的國家。1987年美國國民人均律師人數幾乎是英國的3倍；就人均案件數而言，美國的侵權訴訟至少高出英國的10倍;醫療失誤訴訟高出30至40倍;而產品責任訴訟則高出近100倍。此外，美國花在人身傷害訴訟上的費用相當于其他主要發達國家的5倍。而且，這一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繼續擴大。訴訟的過度增長不但帶給法院壓力，同時也對社會造成巨大的傷害。

　　僅僅在此后一年，由張藝謀導演、鞏俐主演的中國影片《秋菊打官司》問世，在影片當中，陜西農婦秋菊因為村長踢了自己丈夫“下體”一腳，于是四處奔波于各級法院之間，要“討個說法”。

　　秋菊的行為一度被認為中國人訴訟意識覺醒的標志，而向法院“討個說法”也被認為是中國法治進程中的積極因素。于是，中國各地法院的訴訟量也呈現出“井噴式”增長。

　　山西一讀者為了討要因換書花費的1元公交費，多次來往北京與山西之間，花費數千元路費進行訴訟；四川廣漢市陶姓女子因交通肇事導致上唇裂傷，于是向法院訴訟，討要“接吻權”；北京宣武區一起案件中，弟弟起訴哥哥，因為父親去世沒有得到通知，而討要“追悼權”……

　　僅僅數年之后，剛剛適應了到法院“討說法”中國人，就尷尬地發現，由于訴訟增長過快導致的司法資源不足，也讓中國法院處于奧爾森所說的“訴訟爆炸”的境況之中——盡管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問題遠沒有那么嚴重。

　　“就人均訴訟率來說，中國尚不及號稱低訴訟率國家日本的一半。并且訴訟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宋朝武說：“但毫無疑問，訴訟總量的快速增長同樣帶來了大量問題。”

　　美國遭遇的訴訟潮使得代替性解決糾紛機制(ADR制度)——這種試圖在法院外解決糾紛，減少或分流訴訟的方式，越來越受到重視，并被認為是預防或減輕“訴訟爆炸”的有效手段之一。

　　而中國的訴訟壓力，也同樣讓眾多學者開始重新審視，在中國實行已久的人民調解方式的價值和意義。“盡管美國的ADR制度與中國的人民調解制度，有許多不同，但是同樣是非訴訟解決糾紛的方式，兩者的理念有很多是相似的。”宋朝武說。

　　調解的價值

　　長期研究調解制度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榮新介紹說，調解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孔子就存在著“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的政治理想。中國歷朝都存在著各類調解形式，其中民間調解、宗族調解、鄉治調解最為普遍，而鄉治調解還受著國家政權的支持。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廣東海陸豐農會的“仲裁部”，以及湖南農村鄉民大會的“公斷處”，則是中國現行調解制度的雛形。后經陜甘寧邊區時期的發展和完善，調解制度進入制度化、法律化階段。1954年之后，中國普遍建立起人民調解委員會，直至如今。

　　調解委員會在建立初期就發揮了巨大作用，一則1954年的新華社電訊稿稱，浙江省富陽縣龍門鎮有三個村子，因為水利糾紛，曾多次發生搶水傷人事件，但當地人民調解委員會建立之后，這個多年的歷史痼疾得以清除。

　　人民調解委員會真正得到大發展則是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在各地的居委會、村委會以及廠礦企業當中，都建有人民調解委員會，人民調解員一度超過100萬人，每年解決的糾紛多達600萬件以上。“如果這些糾紛中哪怕只有10%轉化為刑事案件，整個社會所要增加的管理成本都是無比巨大的。”司法部人民調解處處長王學澤說。

　　但進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人民調解卻逐步進入低潮期，直至2000年前后成為一個低谷。楊榮新說，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其中有社會環境的變化，以及調解協議效力問題，也有調解員無薪酬、無辦公經費保障等原因，“但更重要是，人們逐漸忽視了人民調解的價值和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與此相反的卻是，ADR制度則在西方各國發展迅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范愉介紹說，美國的ADR制度得到了從政府到社會、從法院到當事人、從產業界到理論界的全方位支持。盡管美國依然是一個高訴訟率的國家，但占90%以上的糾紛都是通過ADR以及和解方式解決的。

　　成長中的本土經驗

　　無論是中國本土遭遇的現實訴訟困境，還是國外ADR制度取得的巨大進展，都讓人們對調解制度的發展空間充滿更多的期待。

　　司法部人民調解處處長王學澤介紹說，針對人民調解制度出現的問題，各地也進行了諸多改進，以期發揮更大作用。

　　北京市豐臺區在長辛店醫院成立了全市首家“醫患糾紛調解組織”；大連市甘井子區機場街道在韓國獨資企業中，成立了全市首家外資企業人民調解委員會；浙江省寧波市建立交通事故糾紛調委會，用以加強行業性糾紛的解決。

　　而針對部分人民調解員無報酬、無經費、素質低的問題，溫州市樂清大荊鎮聘請了兩位市法院的退休審判員擔任鎮政府職業調解員，為每人每月發放800元工資，開啟了溫州職業調解員之先河。而這兩位調解員當年即調解各類矛盾糾紛86件，比一般人民調解員調處的案件多出幾十倍。目前該市的職業人民調解員已經達到32人。

　　另外，在北京朝陽區法院，為了應對快速增長的訴訟壓力，一種名為“訴前調解”的新機制也在試行當中，這是讓當事人在立案之前，先行選擇調解來作為解決糾紛的方式。而此舉的實行，也令該法院在連續21年案件增長之后，首次在2006年出現下降。

　　“應該鼓勵這些多元化，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嘗試。”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范愉說：“調解不但可以減少糾紛解決的成本，節約司法資源，同時對社區建設和道德傳承都有著重大的意義。”

　　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宋朝武則透露，一部旨在規范人民調解程序，加強調解效力的《人民調解法》正在制定當中，“這將使得人民調解有更多的法制保障”。(記者/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