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規定，公務員包養情婦的，“給予警告、記過或記大過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降級或撤職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處分。”

　　把包養情婦作為公務員處分條例之一加以明確，具有一定的破冰意義，說明政府已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并試圖形成法規，加以管束。但新聞刊發后，網絡輿論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質疑，認為該條例表述不夠明晰、處分不夠嚴厲———將公務員包養情婦的嚴重性分幾等，那么，公眾自然會問：怎樣包養才算“較重”、“嚴重”？是根據包養情婦的數目、時間，還是花費、社會影響？嚴重不嚴重，誰說了算？

　　在公眾眼中，公務員包養情婦都是“非常嚴重”的事，而在某些官員眼中，沒準是“正常需要”。因此，“嚴重”的界定權掌握在誰手里就顯得至關重要，如果懲罰措施缺乏剛性標準，最終難免淪為“稻草人”，中看不中用。

　　無獨有偶，4月29日中新網還轉載了一則關于美國高官的性丑聞，對我們頗有啟發意義：美國國務院27日晚宣布，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署長托拜厄斯突然辭職，原因是他的名字在高級應召女郎集團調查中曝光。

　　在性觀念相對開放的美國，這本屬個人隱私，但官員不在此列。美國媒體刊發評論認為，官員掌握公權力，如果行使不好，就可能影響到公眾利益。這就要求權力行使者讓渡部分私權，把某些私生活公之于眾，讓公眾更好監督。因此，嫖娼、養情婦對他們官員來說，情節都是嚴重的。

　　而據我國一份權威調查顯示，被查處的貪官中90%有情婦，貪官普遍存在利用公權為情婦謀私利現象，從嚴處理公務員包養情婦具有重大長遠的現實意義。

　　我以為，應重新審視公務員包養情婦的嚴重性，不宜區分其中情節的嚴重、較重、輕微等情況，以杜絕貪官鉆空子，就像武漢市委今年初出臺規定：凡領導干部“包二奶”的，一律撤職，開除黨籍。法律規定只有懲戒的剛性與不容商量，才有實施的可能，缺乏執行力是難以取得效果的。(作者：練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