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8日電 《瞭望》新聞周刊刊登文章指出，推進司法公正需要建立當前國情下的法制標準，法治理想化和法治速成論都脫離了具體的國情。

　　文章說，目前有些黨委、政府、司法機關負責人包括部分法學家對法治建設有兩種似是而非的觀點：一是把法治理想化，沒有認識到法治建設是必須支付成本和代價的。比如一些官員、學者質疑政府廢除《收容審查條例》，導致基層政府在控制流動人口，管理城市方面，缺乏有效手段。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林來梵認為，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法治理想化，任何法治的進步都是需要支付代價和成本的，廢除《收容審查條例》實際上是保障人權和管理城市兩種價值權衡的結果。

　　第二種觀點是法治速成論，一些基層干部和部分法律學者脫離了具體的國情，用成熟法治國家的標準審視目前國內的一些不法治現象，并由此得出法治無望論的悲觀結論。臺州市政法委副書記林金榮稱，比較典型的是在當前社會矛盾多發期，處理數百人參與的群體性事件，有時確實無法做到依法辦事，如果嚴格按照法律，會有不少跟隨參與打砸搶行為的民眾被判刑，所以只能打擊為首，教育多數，但這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是不一致的。

　　一些著名法學專家認為，這兩種觀點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脫離國情，空談法治，對于確實囿于具體國情的不法治現象，社會應該有更多的寬容度，要看到國家大的方向是逐步朝著法治目標邁進。受訪的法學家們認為，現在面臨的最根本和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如何將法治的普遍規律與中國的特定國情創造性地結合起來，摸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法治之路。

　　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袁曙宏說：“不論世界各國的法治道路如何千差萬別，有兩點必定是相同的：第一，它必定是名副其實的法治，而不是人治，更不是專制；第二，它必定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人民，從本國歷史、現實和國情出發所作出的選擇，而不可能是少數人超越歷史、脫離現實、違背國情所作出的選擇。”

　　文章還說，絕大部分法學家和黨政司法機關人員對此并無異議，但是他們認為，目前需要廓清的是，究竟什么是具體國情？以及如何在具體國情的基礎上借鑒他國何種先進經驗？他們建議，應該在國家層面成立民主法治建設領導小組，開展具體研究和實證工作。(郭奔勝 傅丕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