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完成的一項社會調查報告顯示，廣州流浪乞討者超過95%屬于“職業乞討”。有專家建議，對那些確屬家庭經濟困難和社會保障無法解決生存問題的行乞者，有關部門可對其發放“行乞信用證明”，以進行分類管理；政府為乞討者建立檔案，并在部門、片區之間進行通報，對他們的行乞方式、時間及地點進行規范，促使他們做到文明行乞。(5月16日《人民日報》)應該說，欺詐性、操縱性甚至帶黑社會性質的行乞增多，以及強行討要等不文明行為出現，確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乞討的背后可能滋生、遮蔽一些違法犯罪行為，政府理應加強執法管理。

　　但是，如這位專家所言通過有關政府部門發放“行乞信用證明”，能有效遏制類似的乞討亂象嗎？

　　給確屬生計困難且沒有社會保障的“真實”行乞者發放“行乞證”，不僅意味著乞丐將比其他普通市民多一道行為上的“信用緊箍咒”，更意味著若沒有這張證明，就很難行乞。這樣一來，不但不符合上述情況的“職業乞討”者無法行乞，連那些在城市里突然遭遇意外卻又得不到接濟的人，也喪失了臨時乞討的權利———試想，一個在城市里因失竊等原因而突然身無分文、舉目無親、饑寒交迫的不幸者，還有精力先找有關部門申辦“行乞證”嗎？即便申請，又如何能及時查明他的財產數額？

　　如果給符合條件者頒發“行乞證”，大而言之，這種法外管制既是公共管理者專門針對乞討者的身份歧視，又是公共權力對公民自由行乞這一重要權利的擠壓和侵蝕；具體而言，如果此辦法實施，意味著沒有“行乞證”的人，將很難討到錢財，這種對行乞行為變相設立門檻和障礙的行為，已經涉嫌對行政許可的濫用，違背了《行政許可法》。這種思維反映了近年來日漸彌漫的“公權力崇拜心理”和“行政許可依賴癥”。

　　而且，“行乞證”思路的提出者，恐怕沒有計算過，對所有行乞者進行信用審查，建立乞討者檔案并相互通報，以及對他們的行為進行信用評價和記載等諸多監管行為，該需要投入多大行政成本。而乞討人員的不穩定性，又將給這項“行政許可”帶來多大的不確定性。

　　如此不計成本的行政行為，恐怕不僅不能讓為數極少的“真實”行乞者從此文明行乞，反而會加劇行乞者的流動性、欺詐性，既給城市管理帶來更大難題，又為那些確實需要救助的行乞者徒增負擔。

　　有人辯解說，英、法等國也有“行乞證”制度，不過在這些國家，這一制度是在各項社會保障和救助制度非常完善，非政府的慈善救濟事業十分發達的大背景下，針對那些為數不多的職業行乞者或曰“行乞愛好者”而設，對國情迥異的中國并無借鑒意義。

　　“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對于違法的乞討行為，歸根結底，需要加大執法力度，以懲處操縱性、欺詐性乞討。而對于正常的乞討行為，則不應輕易動用強制性權力，相反，需要加大社會保障和救濟救助力度，以及時幫助“真實”乞討者，并由此有效降低無惡意的“職業乞討者”；還需要更多非政府組織的大力參與、全力配合：比如慈善機構擴大救濟，志愿者組織開展說服和宣傳教育等。

　　一句話，行乞問題是社會問題，要妥善徹底地解決它，更多的還得依靠社會而非強制性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