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看過一期央視“大家”節(jié)目，采訪對象是著名哲學教授任繼愈先生，任繼老提出仿效舊時科舉形式，設立“國家博士”選拔制度，這可是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提議。

　　任繼老提議具體如下：“國家博士”由國家主席主考，初試統考文史哲政法等社會人文基礎學科，復試按各專業(yè)分科，面試再以各學科尖端前沿為內容，層層淘汰，嚴格篩選，最終過關者獲“國家博士”資格，但只給榮譽不授實職，獲銜者仍須自謀出路自找職業(yè)。最重要的一點是，報考國家博士不設任何門檻，仿效舊時科舉“投牒自應”，初中、高中、大學、碩士、博士等任何學歷均可報考，以收大面積發(fā)現人才及鼓勵自學成才之效。

　　就考試內容設置而言，任繼老強調一定得以人文為基礎，強調寬口徑寬基礎，反對現行過早分科的高中教育模式。他認為目前大中學生的知識基礎過細過窄，乃是上世紀50年代學蘇聯的“專科化”，屬細高竹竿型，適應面逼仄狹促，稍一挪窩兒便“一窮二白”要傾倒。記得錢學森先生也說過：“21世紀的全才并不否定專家，只是這位全才，大約只需要一個星期的學習和鍛煉就可以從一個專業(yè)轉入另一個不同的專業(yè)。”因此，錢學老認為符合21世紀要求的“大成智慧學碩士”，須掌握理、工、文、藝及信息網絡與計算機處理。錢學老認為幼時其父讓他學習理科的同時兼修美術音樂，對他后來的科學研究意義重大，助他開拓了新思維。

　　任繼老最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現在最缺的是歷史教育，我們在罵日本人的時候說不要忘記歷史，可我們自己卻在忘，我很擔心。南京的學生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殺的地點在哪里，也不知道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在什么地方。”他還看到更深層的文科危機：“哲學就很薄弱，文學也不是太繁榮，沒有代表時代的作品。寫當時時代特色的，像茅盾《子夜》那樣的書也沒有。”為此，他認為“國家博士”以人文學科為基礎，將具有相當的“指揮”效應。

　　任繼老還認為中國擁有三四億青少年，不可能沒有青年俊才，只是目前沒有給他們得以脫穎而出的通道。尤其當今教育體制，過于強調統一性，只能收獲大量規(guī)格整齊的中等人才，無法得到靈異秀敏的尖端性人才。不久前，溫總理談到錢學森先生的擔心：“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fā)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yǎng)科學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到的創(chuàng)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溫總理還在國務院教育座談會上說：“學生在增多，學校規(guī)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yǎng)更多的杰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

　　筆者以為，任繼老提出設立“國家博士”的建議，恰是一項具體應對之策，專門給偏才奇才開通一條便捷之道，使他們及時得到社會承認與國家關注，及時到達最適合他們的社會職崗，使他們的“光”和“熱”最有效地服務于國家。

　　人盡其才是需要具體保障措施的，即需要綜合措施予以保駕護航專程落實。筆者深感如何使青年俊才突破人際重圍，實在不是一則輕松的話題，無論歷史積負、制度設置與人性弱點，都成為“人才突圍”的重重關山。然而，無論如何，鼓勵與發(fā)現青年俊才的社會實現度，實在是一個社會的重大文明刻線，也是我們參與全球競爭必須完成的“時代任務”。別忘了，歐美各國可是早就通過獎學金在網羅各國青年俊才。

　　如果我們只能讓大量潛在的人才自生自滅，或只能于晚年才獲得“遲到的承認”，自然不僅僅是青年俊才的個人損失，而且是我們全社會的損失。在相當程度上，教育改革比醫(yī)改、房改更難更艱巨，可逆性更小，一刀下去便影響整整一代人，但既然已看到大一統教育模式所存在的缺陷，看到這一模式十分有礙各種類型青年俊才的成長，“教育界的改革開放”也就成為一種時代召喚，成為必須邁出的一步。只要走得小心謹慎，步子不要一下子邁得太大，總能在前進中逐步完善新機制，解決各種可能出現的新問題。

　　因而，我十分贊成任繼老的建議，至少可先搞小面積試點，進行“可行性論證”，同時修補各項可能出現的不周之處，使這一選拔考試逐漸完善。(裴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