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方案起草的中國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成員之一、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潘家華告訴晨報記者，《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布，表明中國既將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提高到國家戰略層面，方案本身又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對于中國未來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意義重大。

　　既有戰略意義也極具可操作性

　　“中國也是全球氣候變化的受害者，從喜馬拉雅山雪線上升，到自1986年來連續出現20個全國性暖冬，這些都是我們已經實地觀測到的現象，加之中國的環境本來就脆弱，因此如果全球氣候出現劇烈變化的話，中國將深受影響。”

　　“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編制《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重要原因。”潘家華表示，中國政府編制該方案意義巨大，一來這是第一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方案，表明中國將應對全球變暖提高到國家戰略層面，把環境問題同國家發展聯系在一起；二是表明，中國正在以積極的態度同世界各國一起應對全球變暖，展示中國負責任的態度。

　　“同時，這份方案還具有相當強的可操作性，如要求大力發展風能、水能等清潔能源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以及推廣先進的生產技術降低能源消耗等，都是方案中提出的具體節能減排目標，如果這些目標達到了，中國的污染和能耗自然也就能得以降低。”

　　方案出臺并非為了緩解外界壓力

　　“向世界展示中國對于環境問題的負責任態度，是方案出臺的另一重要意義。”潘家華說，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共同認識到，氣候變化和全球變暖是無國界的，是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

　　“但這并非如有些媒體所說，《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出臺，正逢八國峰會即將舉行之時，是為了緩解中國政府遇到的壓力。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方案從立項到編制完成，前后用了兩年時間，選在此時出臺，是自然漸進的結果。”

　　“中國節能減排的目標依然任重道遠。”潘家華向記者表示，中國目前仍處在工業化上升階段，對溫室氣體排放需求大；另外，中國人口多，而人口是排放溫室氣體最大的“推動力”；此外，中國利用清潔能源的技術還有待提高，這些都是中國節能減排的不利因素，也是中國未承諾絕對減排目標的原因。

　　但同時也應當看到，中國并非在處理環境問題上“沒有作為”。“世界上最先進的超臨界發電技術在中國，中國噸鋼能耗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還低，中國的家用太陽能、植樹造林工程有目共睹，這些都是中國的成績，是中國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出的貢獻。” （田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