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通高53.35米，建筑面積721平方米，可容納2000人，是亞洲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花團錦簇的哈爾濱市圣·索菲亞廣場，鴿群飛掠，游人如織。

　　廣場中心聳入云端的圣·索菲亞教堂，那墨綠色、洋蔥頭形的頂端，神秘幽深的窗欞，赭紅色的磚墻和厚重的大門引發了我對這座教堂，這個城市的種種聯想。我想知道那些逝去的歷史場景，這需要采訪那些過來人。我在廣場上徘徊，聽到歐美各國游客交口稱贊中國政府竟然把這段特殊的歷史遺跡保護得如此完善。心中不禁增添幾分驕傲和自豪——讓世界由此看到中國正大步邁向文明與法治吧！

　　一個星期日上午，我和幾位垂暮老人見了面。他們的回憶，為我勾勒出一幅幅生動鮮活的場景。

　　“白俄”跑反逃往東北

　　1917年，“阿芙樂爾”號軍艦一聲炮響，摧垮了俄國政府，昔日的王公貴族紛紛出逃。

　　年過九旬的王君老先生告訴我：當年他12歲時和父親跑崴子(海參崴)倒騰皮貨，遇到過俄國人“跑反”的情景。他們用金條和首飾雇中國民工推車、扛箱子。每天，都有幾十伙、上百人從大路和小道上不分晝夜地往中國跑。資本家尼古拉耶夫關掉工廠，收拾起黃金、珍珠，用兩塊金條雇了一輛不起眼的馬車，連夜舉家出逃。莊園主安德烈及其家眷騎上自家的駿馬，分散逃生。逃亡者的行列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神職人員，一些雖然出身名門望族，但因家道中落，已淪為平民、乞丐甚至妓女、小偷的人也裹入了流亡者隊伍。流亡者們或晝伏夜出、或日夜兼程，以從未表現出來的體力和勇氣穿越西伯利亞野獸出沒的莽林，涉過人煙罕至的荒原、沼澤，朝著心目中能夠得以生存的地方逃去。

　　中國東北是大多數俄國流亡者首選的逃生之地。它毗鄰俄國遠東地區。1896年，以強凌弱的沙皇政府在東北修建了中東鐵路，俄國人就此踏入中國東北地區。1898年7月6日，俄國人開始修建中東鐵路支線，招募了10萬中國筑路工人把這條橫貫遠東，聯接中俄兩國的干線從哈爾濱往南延伸到俄國租借的海軍基地——大連旅順口。中東鐵路的開發，把成千上萬的俄國工程技術人員、商人、警察帶進中國東北。俄國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失敗后，它的勢力范圍退縮到黑龍江的哈爾濱一帶。由于這種歷史原因，使得俄國人對中國東北，特別是哈爾濱具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所以，俄國流亡者把哈爾濱做為首選的落腳之地。中國人把俄國流亡者稱之為“白俄”。他們當中不少人由于倉皇出逃，兩手空空，成為赤貧的難民。而另一些帶有黃金、珠寶、珍貴物品的人，落腳之后繼續經商置業，仍然過著富豪的日子。白俄大逃亡的前兩年，常住哈爾濱的俄國居民已達3·6萬人之多。1920年以后，哈爾濱的街頭巷尾到處都可以看見逃難而來的俄國人了。據1922年的統計資料表明，在哈爾濱48萬城市人口中竟有12萬灰頭發、藍眼睛、大鼻子的俄國人，已占到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當時的東北軍閥張作霖沒有對亡命“白俄”采取制止和遣返措施。

　　構筑毆式之都

　　在20世紀頭的幾年里，哈爾濱就像一個繁忙的大工地。滿眼是磚瓦沙石，到處是密密麻麻的腳手架。樓群拔地而起，街道伸展延續，與城郊的帆影炊煙、鄉間集市及茅舍田園形成鮮明的對照。伴隨著20世紀而誕生的哈爾濱，賦與俄國人以生存、創造的空間。他們開始大興土木了。位于哈爾濱市道里區透籠街的圣·索菲亞教堂，始建于1907年3月，是參與中東鐵路建設的沙俄西伯利亞第四步兵師修建的隨軍教堂。同年，由俄國茶商斯嘉科夫出資，在隨軍教堂的基礎上重新修建了一座全木結構教堂。四年以后，人們又在木墻外部砌上一層磚墻，形成了一座磚木結構的教堂。到1923年，圣·索菲亞教堂進行第二次重建，歷時9年，于1932年11月落成。重建后的圣·索菲亞教堂以肅穆凝重、宏偉壯觀、典雅脫俗的拜占庭風格展現在人們面前。教堂通高53.35米，建筑面積721平方米，可容納2000人，是亞洲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

　　俄國人在哈爾濱的幾個城區里先后修建了十余座名稱各異頗具規模的教堂，這些教堂，有的張揚拜占庭的建筑風格，有的顯示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筑特點。那時，每當禮拜日的清晨，日落時分，教堂驟然響起祈禱的鐘聲，使得東方古國的塞北名城哈爾濱籠罩著濃重的歐洲宗教氣氛。這在信奉佛道的舊中國，真是別具特色的一道景觀。

　　位于道里區的中央大街則是一條頗具歐洲城市風格的街道。這段約1400米長、30米寬，用花崗巖條石鋪砌的馬路，是30年代哈爾濱最繁華的一條大街。俄國猶太富商在這兒建造的馬迭爾賓館，也和中央大街一樣，現今已被黑龍江省人民政府確定為歷史文物。埃德加·斯諾、宋慶齡曾在此下榻……

　　東方小“巴黎”

　　上個世紀20年代的哈爾濱之夜，撲朔迷離的霓虹燈使得城市充滿了誘人的夢幻。年逾90從事了一輩子文化事業的學者張老先生這樣描述著當年的情景：當年，中央大街兩側，商廈、酒樓的霓虹櫥窗徹夜閃爍。俄文廣告使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顯示著在故國已被禁止的資本主義商業卻在這兒繼續生存。

　　在“阿爾卡薩”餐廳希臘式圓柱支撐在包廂里，食客們在噴泉間憑欄觀賞著旋轉舞臺上表演的歌舞；在“凡塔西雅”餐廳，吉卜賽情調的旋律奏出了靠變賣家財過活，不知歸宿何在的歌手們的憂傷；而在情歌纏綿的夜總會里，俄國妓女們忙著接客。

　　白天的時候，叮當作響的有軌電車在街道上往復穿梭；掛著“老巴奪”香煙廣告的公共汽車招搖過市；馬蹄“得得”的四輪馬車載著俄國貴婦人在街上來來往往。冬天的街道上，馬車夫則坐著俄式馬拉雪橇招攬生意；俄國小孩在空地上玩“拉卜達”(俄式棒球)游戲，或緊緊地圍住中國小販的攤床，盯著山楂糕、糖葫蘆久久不肯離去。在中央大街上漫步的還有推著童車的俄國少婦、夾著圣經，留著一把大胡須的神父、尋找生意的商人和百無聊賴的酒鬼。

　　白俄傾心于法蘭西情調。竭力地以巴黎為偶像，營造歐洲文化氛圍。1922年，哈爾濱的俄僑模仿法國，舉辦了首次選美大賽。而模特表演，則經常性地在馬迭爾賓館大廳里頻頻舉辦。那時，俄國藝人經常頂著漫天飄灑的鵝毛大雪，在中央大街上賣藝。這種傳播藝術同時獲取些許施舍的表演形式，至今在俄國本土上還能看到。最具影響的當屬服飾文化。中國商人脫下了長袍馬褂，扔掉了瓜皮小帽、穿上了西服、扎上了領帶、登上嶄亮的皮鞋、夾著皮包，到生意場上與俄商周旋。而在冬季，他們不忘披上俄國的純呢大衣，領著纏有俄國銀狐圍脖的夫人，去參加上流社會舉辦的“派對”。一般的中青年婦女則比較普遍看好并大膽地接受“布拉吉”(俄語：裙子)。這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相當先鋒、前衛的。

　　“我愛俄羅斯，更愛中國”

　　在采訪中，從事了一輩子民政工作的吳老告訴我：20世紀初，哈爾濱趨向于朝國際化都市方向發展。除大量的俄國人之外，還有一部分波蘭人、捷克人和為數不少的俄籍猶太人。他們能夠在哈爾濱和中國東北各城市中站住腳，因此逃脫了二戰期間德國法西斯對猶太民族慘絕人寰、滅絕人性的屠殺。

　　在幾十年的共同相處之中，俄國僑民們加深了對中國人的了解，感受到中國人富于同情心和特有的善良天性。許多俄國人在與中國人共事過程中，開始接受中國文化。他們掌握了難學的漢語，學會做中國飯菜，過中國的節日。在春節期間，走訪宴請自己的中國朋友。俄國人和中國人通婚的情況也不罕見。60年代,由于歷史的原因，一部分持有蘇聯護照的俄僑回到祖國，而相當一部分俄僑遷居第三國。

　　在采訪過程中，適逢一位澳籍俄裔哈爾濱人尼古拉·沙依克從澳大利亞回到哈爾濱牡丹江地區尋根訪友。沙依克的祖父是在十九世紀末沙俄政府修建中東鐵路時，趕著馬車和大批俄國人一起來中國的，并在哈爾濱安了家。沙依克的祖父先是在哈爾濱遠郊放蜂收蜜，生活日趨富足。沙依克1939年出生在哈爾濱，他以流利的漢語回憶著那時的田園生活：“俄國人和中國老百姓友好相處，相互信任。俄國人不擅長種菜。如果一時沒有錢買土豆、洋蔥、西紅柿，只要說一聲“記賬”，就可以把自己需要的蔬菜、水果拿回家。而中國人從俄國人的面包店賒面包，也是言語一聲就行。“沙依克的祖父收蜜時，總是不忘給周圍的中國鄰居送點上好的蜂蜜嘗嘗。而中國農民們則常把不同時節收獲的蔬菜、水果給他們送來嘗鮮。這種同一環境下的友好相處，使得各自民族的感情表達、風俗民情、生活習慣和審美情趣得以交融，并被對方有選擇地接受、吸收。

　　沙依克說：“15年來，我20多次返回哈爾濱。除了對這里有太深的感情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對哈爾濱的俄羅斯文化遺跡情有獨鐘。”看到修繕一新的圣·索菲亞教堂流光溢彩，他激動地說：“要讓全世界人民知道中國為保護世界文化遺產作出了非常偉大的貢獻。”

　　今年初春，在哈爾濱出生的俄羅斯人薩沙從圣彼得堡遠道而來看望分別了30多年的姑姑伊萬諾娃。年已86歲高齡的伊萬諾娃，幼年隨父母流亡哈爾濱。從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后分配在醫藥商店工作。1978年退休。前些年丈夫去世，兒女均定居國外，她卻執意留在哈爾濱，她說：“自己更適合在這兒生活。”因為20余年來，每個月都是商店經理和主任親自上門給她送退休金。逢年過節，商店同事和退休的老姐妹們都走馬燈似的前來看望她。

　　薩沙聽了姑媽的訴說，激動地對中國朋友說：“這和我們預想的一樣，因為我知道中國人好，哈爾濱人好，我也是哈爾濱人。中國，我的媽媽。俄羅斯，我的媽媽。我愛俄羅斯，更愛中國！”在哈爾濱老一代人和俄僑的往事回憶中，有著無數類似的故事。

　　1997年11月11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訪問哈爾濱，在黑龍江省省長田鳳山陪同下，拜謁了蘇軍解放東北紀念碑，游覽了中央大街。在松花江畔抗洪紀念塔廣場上，田鳳山指著紀念塔上的群雕告訴葉利欽說：“1959年百萬軍官抗洪搶險，保住了北方名城哈爾濱市。當時仍有10多萬僑居哈爾濱的俄羅斯人，他們也參加了抗洪。在這座紀念塔的群雕上有俄羅斯人的塑像”。葉利欽總統聽了介紹，激動不已地說：“讓我們共同向自己的同胞致敬吧！”說完，與田鳳山省長一起向巍然屹立在松花江畔的哈爾濱軍民抗洪紀念塔深深地致了三鞠躬。

　　鐘聲與鴿子

　　結束了對俄國流亡者當年進入哈爾濱的那些歷史軼事的采訪后，一個節日的下午，我又回到圣·索菲亞教堂廣場。廣場工作人員告訴我：正在擴建一個巨大的“哈爾濱建筑藝術廣場”。多么貼切的名字！它廣義地把教堂、中央大街和能夠反映20世紀初及以后若干年間哈爾濱的歷史發展、建筑遺址與人文景觀都包容在一起，真實地展現給人們。我國政府已經把這些歷史遺跡作為國家一級文物，因為這些文物經歷了20世紀復雜多變的歷史風云，體現了俄羅斯民族長期形成的獨特的心理素質、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我國政府及時而嚴格地對其依法保護，這不僅圓了歷史學家求真務實的夢，也雄辯地告訴世界：偉大的中國已經大踏步地走向法治與文明。

　　夕陽斜照。應友人之邀，我乘電梯登上毗鄰圣·索菲亞廣場的一座大廈頂樓，眺望市區。在鱗次櫛比的大廈之間，高低錯落的哥特、拜占庭式樓閣，使人聯想起20世紀初，西方文化開始大量涌進的情景。新思潮與舊傳統在這座城市里激烈碰撞、沖擊，而當年的哈爾濱恰是接納西方文化經俄羅斯輸入中國的驛站。這就是哈爾濱這座北方名城的歷史意義和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圣·索菲亞教堂響起了節日的鐘聲。這悠揚、悅耳的鐘聲，飛出城堡，彌散在廣闊無垠的天地之間。我看見在回蕩著鐘聲的天空上，掠過一群群鴿子，放飛著人們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