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只聽說過拆遷指揮長拆別人的房子，沒聽說過拆遷指揮長連自家的房子都保不住的事吧？”王海燕自嘲地說。

　　44歲的王海燕當了將近20年的科級干部，做過4個街道辦主任，曾經供職于多個政府部門，最后搞起了最為棘手、被其他基層官員視為畏途的城市拆遷。他具體負責的兩個項目：南方某市勞動西路改造工程和坡子街商業街拆遷改造工程，在這個城市人盡皆知。

　　2005年，正焦頭爛額忙著拆遷工程的王海燕為了捍衛自己的權益，悍然當起了“釘子戶”。

　　兩個角色之間的平衡在2007年7月7日被打破。那天，主持過好幾個省市重點拆遷建設工程的指揮長王海燕，看著自己的三層樓房被強行拆除，夷為平地。

　　強拔“釘子”

　　7月16日，南方周末記者來到這個城市五一村拆遷現場時，這里早已是一片廢墟。1988年建房子的時候，王海燕親手從鄉下移植過來的兩棵小樟樹的樹干已被大型挖土機鏟傷。

　　“拆遷后遺癥”仍在發酵。10日早上，王海燕70歲的母親鄧意明因休克被送進了醫院。在與本報記者交談時，有時會全身微顫。她還會在半夜打電話給王海燕讓他趕緊逃，“警察要抓你”。

　　她的驚悸源于2007年7月6日晚，五一村拆遷辦副主任巢解斌給王海燕打電話，讓他第二天上午9點來村委會開協調會，并通知了被拆遷的十幾戶村民。

　　第二天早上8時許，鄧意明走出出租屋，習慣性地到不遠處的老屋看看。2006年6月開始，老屋已經斷水斷電，他們一家不得不在附近租了套房子暫住。

　　她感到隱隱的不安：老屋有機器聲轟鳴作響。鄧意明趕過去時，一輛大型挖土機正在拆她家的房子。

　　鄧意明看到五一村的拆遷負責人巢解斌、綜治辦主任李杰帶著十多名治安隊員在場，另有在高橋大市場一帶因強攬土方工程而小有名氣的“湖北幫”成員已經將三層樓房團團圍住。

　　9點20分，正要出門的村民李金田(化名)看到房墻倒下來泛起的巨大灰塵才知道那里在拆房。“那時已經拆了1/3了，組織拆遷的有村干部和30多個不認識的人。”他看到老太太鄧意明要沖過去，“綜治辦的人攔住她不讓她過去”。

　　王海燕的父親王先池聞訊趕來，同老伴一起沖上去阻攔挖掘機，一干人將他們按倒在地。“昨天村里通知我上午去開拆遷協調會，為什么現在拆屋，你們這是犯法的！”王先池倒在地上奮力掙扎。

　　萬般無奈之下，老太太鄧意明想起了家中惟一在政府供職的人——她給大兒子王海燕打電話。

　　兒子趕到時，老兩口正嚎啕大哭。拆慣了別人房屋的拆遷指揮長王海燕對逼到自己頭上的這場強拆也顯得無助。他撥打110報警，高橋派出所兩名警員趕到現場。王海燕以“沒有任何法律手續非法拆房”為由，要求警察制止強拆行為，但被拒絕。

　　王家的房子還是倒了下來。

　　市民保衛農村房

　　王海燕生在五一村長在五一村。五一村附近的高橋市場是享譽中南地區的綜合性大市場，各地客商絡繹不絕。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五一村土地價格飛漲，和市區迅速接軌。

　　城區人民路在1988年進行拓寬改造，王海燕的家在人民路36號，屬拆遷對象。按當時政策，他家在高橋街道五一村劃撥土地自建了一棟三層安置房，共18間房屋，2套衛生間，3間中廳。

　　王海燕作為這個城市第一批大學生公務員在區政府工作，身份也早已農轉非。當時王海燕的弟弟在部隊服役，沒有經濟基礎，而樓房主要靠王海燕和父母出資建造。

　　之后，全家協商約定王海燕擁有該樓房50%的產權，他弟弟一家與父母占有50%的份額即190m2，且已實際分割使用，全家無異議。他認為不管他的戶口在哪，只要對他家進行拆遷，就應該進行補償和安置。他的看法得不到村里的認同，“這房子和他無關”。

　　五一村拆遷辦副主任巢解斌介紹，近幾年，五一村將大部分土地賣給了江浙房地產老板，只留下六組的土地用來建設村民安置房。王海燕身為國家干部，很早以前就在區政府分配了福利房，他是城市戶口，不能享受村里的福利，不能對他家進行安置。

　　在五一村綜治辦主任李杰眼里，王海燕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釘子戶。他和巢解斌等人先后二十多次上門做王海燕一家的工作，但王海燕的父母和弟弟說他們當不了家，要王海燕做主。

　　拆遷前一周，弟弟王海鷗深夜在家門口被守候已久的幾個外地人暴打一頓，內向的王海鷗選擇了忍氣吞聲，“說了也沒啥用”。相形之下，見多識廣又“吃皇糧”的大兒子王海燕成了護衛全家人利益的希望。

　　市民王海燕義無反顧地捍衛起自家在農村的房子。自2005年底村里口頭通知開始拆遷以來，王海燕親自出面與村里協商過三次。

　　第一次協商，五一村以王海燕系城市戶口不能安置也不能補償，只承認其母鄧意明一人的本村戶口，認為該戶不屬自拆自建的對象，只能給以面換面的安置。

　　第二次協商時，村里同意他父母和弟弟一家按農村自拆自建政策安置，按照小戶標準(占地72m2)，但是他父母要求按大戶標準(4人以上占地90m2)。

　　按照村里的政策，王海燕的弟媳因為“落戶村里不知道”，所以即便戶口薄上顯示其為本村戶口也不能算，其子自然也不能算；原在鐵路局供職的父親王先池退休時讓小兒子王海鷗頂職，戶口從鐵路上遷回本村，王海鷗的戶口則從本村遷到鐵路，但村里同樣不認王先池的戶口，因為這些政策他們家只能分到小戶型的安置房，王海燕對這些鄉規民約覺得不可理喻，“到底是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派出所戶口薄中的登記為準，還是以村里的土政策為準。”

　　巢解斌和李杰表示，村里根據拆遷方案，并結合王海燕家的實際情況，決定給他家安置一個小戶。但王海燕要求補償一個大戶，再分配一套以面換面的安置房給他，村里一直沒有同意。

　　應王海燕要求，村支書汪玉其親自與他進行第三次協商。但汪玉其否決了第二次關于對王海燕進行安置的初步方案。王海燕回憶，當時汪玉其告訴他：“我說了才算數，其他人表態不算。”

　　三次協商，氣氛平和，并無任何激烈沖突，但皆無果而終。見慣拆遷大場面的王海燕既不適應鄉規民約的處理方式，更無法忍受對方的隨意解釋。

　　在此期間，王海燕要求出示項目拆遷的批準文件、市國土局核發的拆遷許可證，但村干部都支吾應付。他至今未能看到。

　　本報記者在五一村辦公室見到了《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筑工地施工許可證》等證件，但沒有拆遷許可證。

　　巢解斌表示五一村至今沒有辦理拆遷許可證，因為農村里都是自拆自建房屋，但市政府通過了村民安置房的規劃。

　　村干部認為，農村自拆自建的安置一向都是按照這種方式進行，并不需要拆遷許可證。較真的王海燕堅決不同意漠視公民財產所有權的鄉規民約式的拆遷安置方案，雙方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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